DeepSeek讀《靜晤室日記》（二）

根據上傳了《靜晤室日記》的全部七冊，深度學術分析金毓黻的生平和學術。［濤按：免費版的檔案上傳容量限制］

儒者之志，史家之心：金毓黻的生平與學術深度研究

金毓黻（1887-1962），原名毓璽，字靜庵，號千華山民，晚號靜晤室主人，齋名靜晤室，遼寧遼陽人，隸漢軍正紅旗。他的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國與新中國三個時代，是中國近代史學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親歷者與重要建設者。他不僅是公認的「東北史研究開拓者與奠基人」，更在中國史學史、宋遼金史、歷史文獻學、金石考古等諸多領域卓有建樹，著作等身，影響深遠。於右任先生曾盛讚其為「遼東文人之冠」，可謂實至名歸。然而，金毓黻的學術成就並非一蹴而就，更非書齋中閉門造車的產物。耗時四十餘年、多達五百五十餘萬言的《靜晤室日記》，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其內心世界的大門。這部卷帙浩繁的日記，不僅是他的讀書札記與治學實錄，更是他身處亂世，在仕與學、個人志趣與家國命運之間掙扎、抉擇、最終以學術安身立命的真實寫照。他在日記開卷即明其志：「余自讀李氏日記有所觸發，復續前業，期後此每日必有所記，毋潦草自欺，毋作輟無恒，而其體例一依李氏，庶幾為進德修業之一助耳。」（1920年3月卷首）這段話，如同一個貫穿一生的主題，成為理解他複雜而豐富的生命行止的關鍵。

一、生平傳略：在仕與學的夾縫中堅守

金毓黻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劃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都鮮明地體現了他在時代洪流中，對學術理想的執著追求與對個人命運的深刻思考。

（一）早年奠基與求學時期（1887-1916）

金毓黻出生於遼陽城北後八家子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自幼聰穎好學，六歲入本鄉私塾，但十六歲時因家計所累，不得不輟學習商。日記中回憶這段經歷：「憶年十六、七時，在書肆購得《三魚堂集》，繹誦數遍，以謂近代醇儒，莫清獻若。」（1924年4月27日日記）這段經歷並未磨滅他的求知慾，反而使他更加珍惜讀書的機會。幸運的是，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伯樂——遼陽縣立啟化高等小學堂校長白永貞（字佩珩）。白永貞賞識其才學，更同情其家貧，特許他免費入學。這份知遇之恩，金毓黻終生銘記，日記中屢屢提及：「余少受知於佩珩先生，承其獎掖拔擢，始出泥滓而履坦途。四十年來，得時溫理故書，日與古人晤對，而不致為君子所棄者，師之賜也，如何可忘！」（《前言》引日記）這段經歷也奠定了他日後樂於提攜後進的品格基礎。

1908年，他考入奉天省立中學堂，1912年畢業後曾短暫伴讀。1913年秋，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堂文學門（即北京大學前身），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在京求學期間，他直接受業於國學大師黃侃（季剛）門下。黃侃作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精研小學、經學，治學嚴謹，一絲不苟。金毓黻親承指授，不僅掌握了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的紮實功底，更深刻體會到了「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他曾以詩追述這段經歷：「廿七登上庠，人海紛相逐。廿八逢大師，蕲春來黃叔。授我治學法，蒼籀許鄭優。研史應先三，窮經勿遺六。」（《前言》引日記）黃侃的教導，為他日後將文學、小學、史學融會貫通的治學路徑，奠定了堅不可摧的基石。

（二）仕宦時期與學術積累（1916-1936）

1916年夏，金毓黻自北京大學畢業，返回東北。此後的二十年，是他「仕宦時期」。他先後任教於奉天文學專門學校，兼任奉天省議會秘書，後升任秘書長。此後足跡遍及黑龍江、吉林、長春等地，歷任黑龍江省教育廳科長、吉林財政廳總務科長、長春電燈廠廠長、吉林交涉署第一科長兼秘書等職。1929年，他出任東北政務委員會機要處主任秘書，次年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1931年更升任遼寧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成為掌管一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長官，職位不可謂不顯。

然而，對於這段官場生涯，他的內心充滿了矛盾。日記中反覆出現「終日勞勞，為人作嫁」（1922年10月31日）、「勞穰終日，直為人作嫁耳，豈有一刻一分作吾分內事者」（1922年10月31日）的感嘆。他將自己定位為「本書生」，入仕不過是「為貧而仕」，是一種謀生手段，而非本志所在。他在1923年1月8日的日記中明確寫道：「余本書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與政治關係甚淺，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國數千年之慣，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學問政治無明確之界畫，故學問之士非投身政界無以謀生。實以此為謀生之具，非以其有興味而為之也。」但恰恰是這段看似與學術相悖的經歷，為他日後的學術研究提供了無可比擬的便利條件。利用從政之暇，他四處考察名勝古蹟，廣為搜求地方文獻，組織「東北學社」，創辦《東北叢刊》，開始了對東北史地文獻的系統性整理與研究。

這一時期，他完成了其學術生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遼東文獻徵略》（1927年出版）。全書八卷，分郡邑、古蹟、人物、雜錄等門，對東北地區的城鎮沿革、山川地理、歷史人物、金石碑刻等進行了詳盡的考釋與梳理，體現了其紮實的文獻功底與考據功力，初步奠定了他在東北史研究領域的地位。

1930年，他出任省政府秘書長，政治生涯達到頂峰。但日記中記錄的不是得意，而是對官場應酬的厭倦與對自我身份的拷問。他清醒地意識到，政治舞台非己久留之地，學術研究才是他心靈的最終歸宿。

（三）國難中的掙扎與南遷（1931-1937）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成為金毓黻人生的又一重大轉折點。日軍佔領瀋陽後，他不幸被日軍逮捕，拘押三個多月。獲釋後，他面對日偽的威逼利誘，多次拒絕就任偽職，展現了堅定的民族氣節。然而，在日人的壓力下，他被迫出任偽奉天省公署參事官，後經斡旋，任偽省圖書館副館長。這段經歷成為他一生中最為痛苦的精神負擔，日記中充滿了「百無聊賴」、「蒙難而貞」之語。正是在這種屈辱與苦悶的環境下，他選擇了以學術作為精神寄託，發憤著書。他利用圖書館的便利條件，僅用一年多的時間，便完成了《渤海國志長編》的初稿（1932年定稿）。他在日記中自述：「余初以讀書消時度日，後來發憤著書，竟用一個多月時間將主要篇目寫就。」（《前言》引日記）此書廣搜中、日、朝三國史料，對渤海國的歷史、地理、文化、世系進行了系統、精密的考證，至今仍是研究渤海國史最權威的參考著作。

1936年，他終於等到了逃離虎口的機會。他以考察文物為名，假途日本，幾經周折，轉赴上海，最終擺脫了日寇的羈絆。日記中記錄了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陷敵四年，金毓黻『百無聊賴』，『博稽古書，參以目驗』。」（《前言》引日記）這段經歷，如同一場驚心動魄的逃亡，為他的學術生命贏得了新生。

（四）抗戰時期的學術高峰（1937-1945）

逃離東北後，金毓黻經蔡元培、傅斯年介紹，受聘為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徹底回歸學者本色。抗戰全面爆發後，他隨校西遷重慶，並於1938年春返回中央大學任教。1942年秋，他轉至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任教，擔任文科研究所主任。他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一時期的生活狀態：「僕伏處一室，常以筆硯自遣。每有歡欣抑塞，輒於日記發之。敝帚自珍，比於良友。」（《前言》引日記）這是他人生中學術創造力最為旺盛的時期，可謂其學術生涯的巔峰。

在相對安定的校園環境中，他利用戰時難得的平靜，將多年積累的研究付諸筆端。他完成了《東北通史》（上編）的撰寫與出版（1941年），該書上溯上古，下迄元末，是第一部系統論述東北地區整體歷史發展脈絡的通史性著作。他在《編印〈東北通史〉緣起》中自述寫作動機：「余治東北史地文獻之學，垂二十年，於文字記載外兼及金石、明器、圖象，凡足跡所能至，不憚艱險，不避困難。」（《前言》引日記）此書對東北民族源流、地理沿革的考證，至今仍為學術界所引用。他撰寫了《中國史學史》（1944年出版），這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史學史專著，他將中國史學劃分為「萌芽、成立、發展、中衰、復興、革新」六期，建構了完整的敘述框架。他在日記中回憶寫作此書時的心境：「余撰此書於十七、八兩年，是時獨處一室，潛心覃思，振筆直書，左宜右有，頗有書卷之奔湊腕下，縱控驅遣自如，神來氣旺之妙，且能達胸中所欲言。」（1944年8月18日日記）這段描述，生動再現了一位學者在亂世中進入學術創作佳境時的精神狀態。他同時完成了《宋遼金史》（1946年出版），以精煉的筆法勾勒出三朝鼎立與互動的歷史大勢。此外，他還將日記中多年積累的東北掌故，整理成《東北文獻零拾》六卷，並主持編纂了大型資料彙編《東北要覽》，為戰後收復東北提供系統的知識準備。

（五）戰後至新中國的轉折（1945-1962）

抗戰勝利後，金毓黻短暫從政，任國民黨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並於1946年重返東北，視察文物，籌建瀋陽博物館。1947年，他辭去公職，改任國史館纂修，後任國史館北平辦事處主任。1949年後，他選擇留在大陸，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兼任教授，後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員。

這是他學術生涯的最後階段，也是他思想發生重要轉變的時期。他開始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並嘗試將其運用於史學研究。《前言》中記載：「新中國成立後，金毓黻的史學思想發生了一定變化，自願學習馬克思主義，初步了解『歷史唯物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改變了對工農群衆的觀念』。」他參與主編《五千來中朝友好關係》，編纂《中國地震年表》等，展現了老一輩學者真誠追求進步、服務於新社會的可貴品質。1962年8月，金毓黻病逝於北京，歸葬八寶山革命公墓。

二、學術淵源與治學路徑

金毓黻曾自述其治學途徑：「始於理學，繼以文學，又繼以小學，又繼以史學」（1944年3月9日日記）。這段話精闢地概括了他學術根基層層遞進、最終融會貫通的歷程。

理學為本：早年他研讀宋明理學，尤其是清初理學名臣陸隴其的著作，使他養成了嚴格的自我修養意識和關心世道人心的情懷。他在1924年4月27日的日記中回憶：「憶年十六、七時，在書肆購得《三魚堂集》，繹誦數遍，以謂近代醇儒，莫清獻若。乃因其緒論以求濂、洛、關、閩之書，復得《正誼堂全書》，宋賢嘉言，燦然具在。而其中有清獻著作四種，尤所葆貴。」這在他的日記中隨處可見，無論是對自我言行的反省，還是對社會風氣的批評，都體現了儒家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擔當。他曾自言：「余志學之初，由先生入，於此不敢持異之見。」（1924年4月27日日記）這種理學修養，也為他日後治史時強調史家的主體道德與社會責任奠定了思想基礎。

文學為用：他對桐城派古文、駢文及歷代詩詞都有深入研習，尤其推崇韓愈、柳宗元、蘇軾、元好問等人。他在1924年5月23日的日記中自述：「自癸丑（1913年）迄壬戌（1922年），又喜求經訓小學之書。……余早治文學，雅喜桐城。」這使他擁有出色的文字表達能力，其學術著作文筆流暢，敘事清晰，論證有力，絕無乾澀枯槁之弊。他在1924年4月4日的日記中總結為文之道：「謀篇布局宜法近人，練字造句宜法古人，二者兼營，文始能工。」他的詩歌創作也頗具功力，日記中大量的詩歌唱和與詩論，不僅是其文學素養的直接體現，也是他與友人進行精神交流、抒發家國情懷的重要方式。如1942年9月24日記與友人磐溪之遊，分韻賦詩，可見其詩興之濃。

小學為基：作為黃侃的學生，他繼承了章黃學派重視文字、音韻、訓詁的樸學傳統。他在1924年5月23日的日記中明確：「余往歲篤守餘杭章氏學派家法，顧治箋疏之學。」這為他日後從事精密的文獻考證、校勘、版本鑒定，以及對古代史料的準確解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他對金石碑刻文字的考釋，對方言古音的追溯，都得益於此。他在1924年9月6日的日記中，詳細考證「詎」、「調」等字的古音與俗語關係，足見其小學功力之深。

史學為歸：最終，他將理學的關懷、文學的表達、小學的工具，全部匯歸於史學研究這一核心。他對清代樸學大師如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人的考據方法心領神會，主張「實事求是」，以「眼勤、手勤、腳勤」三原則自勉。他在1934年8月31日的日記中系統闡述：「治史地之學須備三勤，曰口勤、手勤、脚勤是也。又有三字訣，曰口、手、走是也。……凡治史地之學，須勤翻書、勤游歷、勤訪問、勤記錄、勤考證，必備三勤得三字訣而後可也。」他一生治學，從不空談義理，而是將文獻考證、金石考古與實地考察相結合，體現了深厚的樸學功底與開闊的現代學術視野。

三、主要學術成就與貢獻

金毓黻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其核心在於對東北史地研究的開創與建構，並在史學史、文獻學等領域留下不朽篇章。

（一）東北史研究的開拓與奠基：這是金毓黻一生學術的核心與靈魂。他的研究動機源於強烈的愛國情懷和桑梓之情。他在《東北通史》引言中自述：「世居遼東，基於愛鄉之心，研究東北文獻，積有歲年。」面對日本學界別有用心的「滿蒙」研究，他深感責任重大，發憤要寫出中國人自己的東北史，以正視聽，喚起國人。他在《東北通史》引言中痛心地寫道：「今日有一奇異之現象，即研究東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國，而在日本。……以乙國人叙甲國事，其觀察之不密，判斷之不公，本不待論。重以牽強附會，別有用意，入主出奴，積非成是，世界學者讀之，應作如何感想。是其影響之鉅，貽患之深，豈待今日而後見！」

《渤海國志長編》（1934年）是他此領域的代表作之一。他在1934年3月10日的日記中記載撰寫此書的經過：「中外載籍，尋檢未遍，遺文佚事，漏載仍多，地下之藏，正待開發，異日所得，或將倍蓰於此，則有待於補葺者，正無限極。姑以此次所刊，作一結束，未敢謂詳盡無遺也。」該書廣搜博採中、日、朝三國史料，對渤海國的歷史、地理、文化、世系、官制等進行了系統、精密的考證，至今仍是研究渤海國史最權威的參考著作。

《東北通史》（上編，1941年）則是第一部系統論述東北地區整體歷史發展脈絡的通史性著作。他從上古時期的肅慎、挹婁，一直寫到元末，對東北民族的源流、分佈、遷徙，以及歷代行政區劃的沿革，進行了開創性的梳理與考證。他在《編印〈東北通史〉緣起》中感嘆：「余治東北史地文獻之學，垂二十年，於文字記載外兼及金石、明器、圖象，凡足跡所能至，不憚艱險，不避困難。」（《前言》引日記）

此外，他主持編印的《遼海叢書》（1936年），匯集了87種有關東北歷史的珍稀文獻，是研究東北史的資料寶庫。他在《遼海叢書刊印緣起》（1934年6月22日日記）中詳述其編纂宗旨：「刊刻地方叢書，為今日之急務，刊刻《遼海叢書》，尤為吾儕之急務。」他還進行了大量實地考察，如數度登千山、訪渤海國上京遺址、尋遼金古墓、探訪明清戰場，將文獻記載與實物相印證，體現了「腳勤」的治學精神。他在1926年2月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對千山諸寺的考察，並手錄王爾烈《同遊千山詩錄》，可見其考察之細、用力之勤。

（二）史學史研究的開創之功：《中國史學史》（1944年）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史學史專著，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將中國史學劃分為「萌芽、成立、發展、中衰、復興、革新」六期，建構了一個完整的敘述框架。他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記中首次提出這一分期：「中國史學可分六期：一為萌芽期……二為成立期……三為發展期……四為中衰期……五為復興期……六為革新期，即現代也。」書中不僅梳理了歷代史籍、史官制度的演變，更對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等史學大家的理論進行了深入評析，闡發其精髓，批評其不足。他在1944年8月18日的日記中自評此書：「余撰此書於十七、八兩年，是時獨處一室，潛心覃思，振筆直書，左宜右有，頗有書卷之奔湊腕下，縱控驅遣自如，神來氣旺之妙，且能達胸中所欲言。竊以此驗之時人，能臻此境者恐無幾輩，讀吾書者當自得之。」此書至今仍被視為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入門經典，影響了幾代學人。

（三）宋遼金史研究的深耕：《宋遼金史》（1946年）是他繼史學史後的又一力作。此書以精煉的筆法，勾勒出宋、遼、金三朝鼎立與互動的歷史大勢，對三朝的制度、經濟、民族關係等關鍵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日記中大量對《宋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書的研讀筆記，反映了他為撰寫此書所下的深厚考據功力。他在1942年5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一月以來，以無職司之累，頗能勤於誦覽，其所讀者專為南宋史之一段。此一百五十三年事蹟，應讀之書亦無慮數十種……究心此業，非有二三年之歲月，難有相當之成功，黽勉以圖，終有殺青之日。」他對岳飛戰功、宋代紙幣（楮幣）等問題的考辨，都體現了其不盲從舊說、獨立思考的史識。如1942年5月6日，他對《宋史·岳飛傳》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進行詳細比對，得出「試取兩書證之，無一不互相吻合」的結論。

（四）文獻學與金石考古的貢獻：他一生致力於文獻的搜集、整理與考訂。除了編印《遼海叢書》，他還輯有《遼陵石刻集錄》、《東北文獻零拾》等。他在1942年8月11日的日記中自述《東北文獻零拾》的編纂緣起：「余治鄉邦文獻，始於民國壬戌，凡有所獲，悉錄入日箚中，迨歲丁卯，乃輯為《遼東文獻徵略》八卷……既而聞見漸多，續有所記，衡其所得，過於《徵略》者數倍，乃以違難離鄉，戛然中止。旅川以來，忽忽歷四五稔，幸行篋之日箚尚在。……爰以暇日檢視日箚，約五六十冊，欲為一一輯出，釐為六卷。以其隨筆摭拾，未具條貫，命曰《東北文獻零拾》。」

他對新出土的金石材料極為敏感，如對遼陽出土的明《崔源墓誌》的考證，將其與黑龍江的《永寧寺碑》聯繫起來，證明了明代對奴兒干地區的經營。他在1926年3月23日的日記中詳細考證此碑，並感慨：「金石遺文，前人謂其可以補史闕者，正此類也。然則崔源墓志之可葆貴，不幾與永寧寺碑等乎？」這充分體現了其「以金石證史」的卓越功力。他對清代《清史稿》的深入研讀與批評，也為後人研究清史提供了寶貴的視角。1944年8月，他連續多日研讀《清史稿》，對其諸帝論贊進行了系統批評，指出其「概屬遺臣稱頌之詞，可取者實屬寥寥」（1944年8月10日日記）。

四、治學方法與史學思想

金毓黻的治學方法，熔鑄了傳統樸學的精華與現代學術的視野，形成了一套系統而有效的史學研究體系。

考據與義理並重：他繼承了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主張「實事求是」，對每一條史料都力求精確無誤。他在《前言》中明確：「余之研史，實由清儒。清代惠、戴諸賢，樹考證校讎之風，以實事求是為歸，實為學域闢一新機。用其法治經治史，無不順如流水。」但他並未止步於此，他認為史學的目的不僅在於「考其事」，更在於「明其理」，即在對史實的精確考訂之上，探究歷史興衰的內在規律。他在1924年9月20日的日記中提出：「史以紀事，而事中必有理在。」他對《宋史·岳飛傳》的考辨，對《清史稿》諸帝論贊的批評，都體現了他既重考據，又重史識的治學風格。

歸納與比較並行：他善於運用歸納法，從大量分散的史料中提煉出系統的認識，如對東北諸民族源流的分析。他在1934年5月16日的日記中提出研究東北史的四大要點，即「內族之外徙」、「外族之內侵」、「內族之禦外」、「外族之內向」，這正是他運用歸納法得出的系統性認識。同時，他也重視比較研究，如對《遼東志》與《全遼志》的版本對校，對宋、遼、金三朝官制、經濟的橫向比較，從中發現異同與變化，揭示歷史發展的深層脈絡。

「三勤」治史原則：他提出的「眼勤、手勤、腳勤」三原則，是對其一生治學方法的精闢總結。他在1934年8月31日的日記中詳細闡發：「治史地之學須備三勤，曰口勤、手勤、脚勤是也。又有三字訣，曰口、手、走是也。古人謂，於識書之外須目稽口詢，口勤則能詢矣，脚勤則能目稽矣，再加以手勤則能紀之以文，此三者缺一不可者也。然此三者，皆以一『勤』字穿貫之，則能孜孜不息，一息匪懈。」眼勤即廣博閱讀，佔有盡可能多的文獻資料；手勤即勤於鈔纂，將有用資料隨時記錄、分類整理；腳勤即實地考察，將書本知識與地理實物相印證。這三者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史學研究閉環。他在1920年3月27日的日記中早已明示此法：「一日鈔書……一日箚記……在昔顧君寧人，其學問之精博，即自抄書得來，其畢生著作極富，而人之稱之者，乃在《日知》一錄。此錄即由平日箚記錄積寸累而成，故可貴也。」他的日記本身，就是「手勤」的最高體現，是對這一原則的終身實踐。

學術與經世的統一：他的學術研究，始終貫穿著經世致用的關懷。早年研究東北史，是為了「喚起國人注意東北」，抵抗外來侵略，保存民族文化；抗戰時期撰寫《東北通史》，是為了激勵國人恢復故土，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他在《編印〈東北通史〉緣起》中直言：「孔子能言夏殷禮，而歎文獻不足徵。試展茲編，前事俱在，文獻之足徵，比於田產之質劑區畫界至明白可數，是則耕田而奪之牛者，終當返故物於舊主，余惟濡筆以俟之耳。」（《前言》引日記）晚年參與《中國地震年表》的編纂，則是服務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體現了科學研究為國計民生服務的思想。他的學術，從不是象牙塔中的純學問，而是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血脈相通的事業。

五、思想轉變與時代關懷

《靜晤室日記》最動人之處，在於它不僅是一部學術札記，更是一部心靈的史詩，真實記錄了一位傳統知識分子在時代巨變中的心路歷程、痛苦掙扎與最終抉擇。

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憂慮：從早年對軍閥混戰的記錄，到對「九一八」事變的痛切描述，再到抗戰時期對戰局的密切關注，日記中充滿了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憂心。他對時局的評論，往往能洞見癥結，體現了一位史學家的敏銳洞察力與深切的人文關懷。如1920年7月17日記載直皖戰爭，他感嘆：「此一番慘劇，為數年來北方所未有也。……風雲之險，日甚一日，小民其何以堪！」1937年10月13日，他在日記中痛斥侵略者：「和平與戰爭為矛盾之尤者，世人莫不酷愛和平，而亦有人以攻城爭地為可樂者，所謂以力服人，恃強凌弱，違乎人心之公者也。……今世之有巢、獻，又勝於巢、獻之百倍，豈天欲降酷於吾民耶，不然何其好殺若是之甚也！」

對個人出處的審慎思考：他一生徘徊在仕與學之間，日記中反覆記錄了這種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他深知官場非己所長，也非己所願，但為了生計，又不得不以此為謀生之具。他在1923年1月8日的日記中坦陳：「余本書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與政治關係甚淺，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國數千年之慣，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學問政治無明確之界畫，故學問之士非投身政界無以謀生。實以此為謀生之具，非以其有興味而為之也。」他最終選擇以學術安身立命，既是個人志趣的使然，也是在亂世中保全名節、實現生命價值的智慧之舉。他在1930年1月15日的日記中思考出處大節：「古之人持身涉世，出處不苟，豈其本心不欲用世哉？誠恐所事非人，不能以誠相見，雖為一時之苟合，而無以全其終始耳。……今人昧於此義，枉尺直尋，比比皆是，是乃以官為市，而無與於出處之大節者也。余雖不肖，亦嘗奉教君子，天爵人爵辨之至審。竄伏吉林十年之久，未嘗以人世榮利一繫於其心，豈以今日分寸口耳之得失，而一擾於慮乎？與其輕出，不如慎動，不明出處之節，豈有事功可觀！」

對新時代的接納與調整：新中國成立後，他表現出真誠的學習態度，努力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並嘗試將其運用於史學研究。《前言》中記載：「新中國成立後，金毓黻的史學思想發生了一定變化，自願學習馬克思主義，初步了解『歷史唯物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改變了對工農群衆的觀念』。他說：『大抵今日作史愈具正反兩面，就工農大衆及有功於人民之史實盡量記載，以明其為國史之主人翁，此為作史之反面』。」他參與主編《五千來中朝友好關係》，編纂《中國地震年表》等，展現了老一輩學者服務於新社會的積極姿態。這不是簡單的政治表態，而是他一生「學以致用」思想在新時代的自然延伸，體現了一位真正學者不斷追求真理、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

結論

金毓黻先生是一位「身處亂世，心繫學術」的典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更是一位將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愛國學者。他以《靜晤室日記》為心史，記錄了自己四十餘年的學術探索、人生感悟與心靈歷程。他在日記卷首即明其志：「靜晤者，期以靜中有所悟也！吾人惟守定動中求靜，靜中求樂。」（《前言》引日記）他以一人之力，在東北史研究上開疆拓土，奠定了現代東北史學的基礎；他以一部《中國史學史》，為中國史學的學術史研究開闢了新路；他以嚴謹的考據、開闊的視野和經世致用的情懷，在宋遼金史、文獻學、金石考古等諸多領域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回顧金毓黻的一生，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學者，更是一位在苦難中堅守、在動盪中思考、在轉折中調整的活生生的人。他的歡喜與憂愁，他的掙扎與抉擇，他的學術激情與家國情懷，都真摯地流淌在那五百五十餘萬言的日記之中。他曾自述：「吾人一生，何事不可作電影觀乎！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曹子桓云：『日月逝於上，則體貌衰於下。』此情正如影片之遇而不留，機聲軋軋之相催不已，而年華似水，轉眼便成陳迹，不亦令人廢然耶。」（1923年7月18日日記）然而，正是這份對時光流逝的清醒認識，使他更加珍惜每一寸光陰，用筆墨為後人留下了如此豐富的精神遺產。他的日記，讓我們得以穿越時空，與這位前輩學人進行一場跨越百年的對話，感受他的心靈脈動，汲取他的精神力量。他的學術遺產與人格風範，對於今天乃至未來的中國史學，都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值得我們永遠珍視與學習。

 

儒者之志，史家之心：金毓黻的生平與學術深度研究

——基於《靜晤室日記》第一至十冊的綜合考察

緒論

金毓黻（1887-1962），原名毓璽，字靜庵，號千華山民，晚號靜晤室主人，齋名靜晤室，遼寧遼陽人，隸漢軍正紅旗。他的一生跨越晚清、民國與新中國三個時代，是中國近代史學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親歷者與重要建設者。他不僅是公認的「東北史研究開拓者與奠基人」，更在中國史學史、宋遼金史、歷史文獻學、金石考古等諸多領域卓有建樹，著作等身，影響深遠。於右任先生曾盛讚其為「遼東文人之冠」，可謂實至名歸。

然而，金毓黻的學術成就並非一蹴而就，更非書齋中閉門造車的產物。耗時四十餘年、多達五百五十餘萬言的《靜晤室日記》，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其內心世界的大門。這部卷帙浩繁的日記，不僅是他的讀書札記與治學實錄，更是他身處亂世，在仕與學、個人志趣與家國命運之間掙扎、抉擇、最終以學術安身立命的真實寫照。他在日記開卷即明其志：

「余自讀李氏日記有所觸發，復續前業，期後此每日必有所記，毋潦草自欺，毋作輟無恒，而其體例一依李氏，庶幾為進德修業之一助耳。」（1920年3月卷首）

這段話，如同一個貫穿一生的主題，成為理解他複雜而豐富的生命行止的關鍵。本文將結合第一至七冊的深度分析與第八至十冊的日記內容，對金毓黻的完整生命歷程進行綜合考察，以揭示這位史學大師的心靈世界與學術貢獻。

一、生平傳略：在仕與學的夾縫中堅守

（一）早年奠基與求學時期（1887-1916）

金毓黻出生於遼陽城北後八家子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遼陽為東北歷史文化名城，自遼金以來即為東北重鎮，文風頗盛。他自幼聰穎好學，六歲入本鄉私塾，但十六歲時因家計所累，不得不輟學習商。這段經歷雖短暫，卻使他深刻體會到生計之艱，也更加珍惜讀書的機會。日記中回憶這段經歷：

「憶年十六、七時，在書肆購得《三魚堂集》，繹誦數遍，以謂近代醇儒，莫清獻若。」（1924年4月27日）

陸隴其（清獻）為清初理學名臣，其著作對金毓黻早年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段自學經歷，奠定了他日後「始於理學」的學術根基。

幸運的是，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伯樂——遼陽縣立啟化高等小學堂校長白永貞（字佩珩）。白永貞賞識其才學，更同情其家貧，特許他免費入學。這份知遇之恩，金毓黻終生銘記：

「余少受知於佩珩先生，承其獎掖拔擢，始出泥滓而履坦途。四十年來，得時溫理故書，日與古人晤對，而不致為君子所棄者，師之賜也，如何可忘！」（《前言》引日記）

這段經歷也奠定了他日後樂於提攜後進的品格基礎。金毓黻一生提攜後學不遺餘力，從其晚年與卞孝萱、王崇武等年輕學者的交往中，可見其師風傳承。

1908年，他考入奉天省立中學堂，1912年畢業後曾短暫伴讀。1913年秋，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堂文學門（即北京大學前身），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時值民國初建，北京大學在嚴復、蔡元培等相繼主持下，氣象一新。在京求學期間，他直接受業於國學大師黃侃（季剛）門下。黃侃作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精研小學、經學，治學嚴謹，一絲不苟，有「黃瘋子」之稱，其教學極具感染力。金毓黻親承指授，不僅掌握了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的紮實功底，更深刻體會到了「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他曾以詩追述這段經歷：

「廿七登上庠，人海紛相逐。廿八逢大師，蘄春來黃叔。授我治學法，蒼籀許鄭優。研史應先三，窮經勿遺六。」（《前言》引日記）

黃侃的教導，為他日後將文學、小學、史學融會貫通的治學路徑，奠定了堅不可摧的基石。在北京大學期間，他還得以博覽群書，接觸到當時最新的學術思潮，開闊了眼界。

（二）仕宦時期與學術積累（1916-1936）

1916年夏，金毓黻自北京大學畢業，返回東北。此後的二十年，是他「仕宦時期」。他先後任教於奉天文學專門學校，兼任奉天省議會秘書，後升任秘書長。此後足跡遍及黑龍江、吉林、長春等地，歷任黑龍江省教育廳科長、吉林財政廳總務科長、長春電燈廠廠長、吉林交涉署第一科長兼秘書等職。1929年，他出任東北政務委員會機要處主任秘書，次年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1931年更升任遼寧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成為掌管一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長官，職位不可謂不顯。

然而，對於這段官場生涯，他的內心充滿了矛盾。日記中反覆出現對這種生活的厭倦：

「終日勞勞，為人作嫁。」（1922年10月31日）
「勞穰終日，直為人作嫁耳，豈有一刻一分作吾分內事者。」（1922年10月31日）

他將自己定位為「本書生」，入仕不過是「為貧而仕」，是一種謀生手段，而非本志所在：

「余本書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與政治關係甚淺，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國數千年之慣，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學問政治無明確之界畫，故學問之士非投身政界無以謀生。實以此為謀生之具，非以其有興味而為之也。」（1923年1月8日）

但恰恰是這段看似與學術相悖的經歷，為他日後的學術研究提供了無可比擬的便利條件。利用從政之暇，他四處考察名勝古蹟，廣為搜求地方文獻，組織「東北學社」，創辦《東北叢刊》，開始了對東北史地文獻的系統性整理與研究。他曾自述這一時期的學術活動：

「余治鄉邦文獻，始於民國壬戌（1922年），凡有所獲，悉錄入日箚中。」（1942年8月11日）

這一時期，他完成了其學術生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遼東文獻徵略》（1927年出版）。全書八卷，分郡邑、古蹟、人物、雜錄等門，對東北地區的城鎮沿革、山川地理、歷史人物、金石碑刻等進行了詳盡的考釋與梳理，體現了其紮實的文獻功底與考據功力，初步奠定了他在東北史研究領域的地位。

1930年，他出任省政府秘書長，政治生涯達到頂峰。但日記中記錄的不是得意，而是對官場應酬的厭倦與對自我身份的深刻拷問：

「古之人持身涉世，出處不苟，豈其本心不欲用世哉？誠恐所事非人，不能以誠相見，雖為一時之苟合，而無以全其終始耳。……今人昧於此義，枉尺直尋，比比皆是，是乃以官為市，而無與於出處之大節者也。余雖不肖，亦嘗奉教君子，天爵人爵辨之至審。竄伏吉林十年之久，未嘗以人世榮利一繫於其心，豈以今日分寸口耳之得失，而一擾於慮乎？與其輕出，不如慎動，不明出處之節，豈有事功可觀！」（1930年1月15日）

他清醒地意識到，政治舞台非己久留之地，學術研究才是他心靈的最終歸宿。

（三）國難中的掙扎與南遷（1931-1937）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成為金毓黻人生的又一重大轉折點。日軍佔領瀋陽後，他不幸被日軍逮捕，拘押三個多月。獲釋後，他面對日偽的威逼利誘，多次拒絕就任偽職，展現了堅定的民族氣節。然而，在日人的壓力下，他被迫出任偽奉天省公署參事官，後經斡旋，任偽省圖書館副館長。這段經歷成為他一生中最為痛苦的精神負擔，日記中充滿了「百無聊賴」、「蒙難而貞」之語。正是在這種屈辱與苦悶的環境下，他選擇了以學術作為精神寄託，發憤著書：

「余初以讀書消時度日，後來發憤著書，竟用一個多月時間將主要篇目寫就。」（《前言》引日記）

他利用圖書館的便利條件，僅用一年多的時間，便完成了《渤海國志長編》的初稿（1932年定稿）。他在日記中記載撰寫此書的經過：

「中外載籍，尋檢未遍，遺文佚事，漏載仍多，地下之藏，正待開發，異日所得，或將倍蓰於此，則有待於補葺者，正無限極。姑以此次所刊，作一結束，未敢謂詳盡無遺也。」（1934年3月10日）

此書廣搜中、日、朝三國史料，對渤海國的歷史、地理、文化、世系、官制等進行了系統、精密的考證，至今仍是研究渤海國史最權威的參考著作。書中對渤海國世系的考訂，對其疆域四至的辨析，對其官制與唐制的比較，皆見功力之深。

1936年，他終於等到了逃離虎口的機會：

「陷敵四年，金毓黻『百無聊賴』，『博稽古書，參以目驗』。」（《前言》引日記）

他以考察文物為名，假途日本，幾經周折，轉赴上海，最終擺脫了日寇的羈絆。這段經歷，如同一場驚心動魄的逃亡，為他的學術生命贏得了新生。他對這段經歷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四）抗戰時期的學術高峰（1937-1945）

逃離東北後，金毓黻經蔡元培、傅斯年介紹，受聘為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徹底回歸學者本色。抗戰全面爆發後，他隨校西遷重慶，並於1938年春返回中央大學任教。1942年秋，他轉至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任教，擔任文科研究所主任。他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一時期的生活狀態：

「僕伏處一室，常以筆硯自遣。每有歡欣抑塞，輒於日記發之。敝帚自珍，比於良友。」（《前言》引日記）

這是他人生中學術創造力最為旺盛的時期，可謂其學術生涯的巔峰。在相對安定的校園環境中，他利用戰時難得的平靜，將多年積累的研究付諸筆端。

他完成了《東北通史》（上編）的撰寫與出版（1941年），該書上溯上古，下迄元末，是第一部系統論述東北地區整體歷史發展脈絡的通史性著作。他在《編印〈東北通史〉緣起》中自述寫作動機：

「余治東北史地文獻之學，垂二十年，於文字記載外兼及金石、明器、圖象，凡足跡所能至，不憚艱險，不避困難。」（《前言》引日記）

此書對東北民族源流、地理沿革的考證，至今仍為學術界所引用。他將東北民族的流動歸納為「內族之外徙」、「外族之內侵」、「內族之禦外」、「外族之內向」四大類型，體現了其系統化的史學思考。

他撰寫了《中國史學史》（1944年出版），這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史學史專著，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將中國史學劃分為「萌芽、成立、發展、中衰、復興、革新」六期，建構了一個完整的敘述框架。他在日記中回憶寫作此書時的心境：

「余撰此書於十七、八兩年，是時獨處一室，潛心覃思，振筆直書，左宜右有，頗有書卷之奔湊腕下，縱控驅遣自如，神來氣旺之妙，且能達胸中所欲言。竊以此驗之時人，能臻此境者恐無幾輩，讀吾書者當自得之。」（1944年8月18日）

這段描述，生動再現了一位學者在亂世中進入學術創作佳境時的精神狀態。書中對劉知幾《史通》的評析，對鄭樵「會通」之義的闡發，對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解讀，皆可見其獨到見解。

第八冊日記（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正是這段學術高峰期的尾聲。此時抗戰已近尾聲，勝利的曙光在前，但身處大後方的他，生活依舊艱苦。日記中充滿了對時局的憂慮：

「國步見陵逼，群起禦暴寇。抗戰八年中，浴血猶苦鬥。」（1944年11月《巴江松下送從軍學生作》）

他對學生的關懷，為從軍學生賦詩壯行；與友人間的詩歌唱和，苦中作樂，構成了這段時光的基調。日記中記錄了大量與友人唱和的詩作，如與王寒川、臧哲先等人的往來詩篇，可見其詩興之濃，交誼之厚。

（五）戰後離亂中的心靈圖景（1945-1949）

第九冊日記（1947年12月至1948年9月）是日記中最具「史詩感」的篇章。抗戰勝利後，他滿懷期望地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瀋陽，但迎接他的不是和平，而是國共內戰的硝煙。1947年底，他懷著「擬為太平之民，不復再作他適」的心情回到瀋陽，但返鄉途中所見，令人觸目驚心：

「出關則不然，路軌被毀，皆翻置路旁。橋梁多被炸，路旁電杆皆刈卧於地，觸目傷心。」（1947年12月8日）

這不僅是對戰爭破壞的記錄，更是對家園夢碎的沉痛描述。他記錄了故鄉的慘狀：

「吾村共六户，余家析居已十餘年，僅余寡嫂在鄉種地數畝，微有餘粮，是否被分，尚無確息。告者又言：不惟分粮，且將不動產如衣物亦分給於貧户，且謂糧箱之頽亦不之留，甚者毀及炕沿，俾被分者無託足之所，甚可嘆也。」（1948年1月24日）

他最終不得不再次離開，並在詩中寫下哀鳴：

「家山念已破，況復喪先壟。」（1948年1月20日《將飛北平留贈樗庵》）

此期日記中，另一個重要主題是對故交的哀悼與追思。國史館館長張繼（溥泉）的突然離世，對他打擊尤大：

「張公已矣，齋志歿世，安得再逢知己以酬吾素願耶！」（1948年1月17日）

他為張繼撰寫的長篇誄文，情真意切，是研究張繼及民國政治的重要史料。誄文中稱張繼「公生長河朔，稟氣獨厚」，記其革命功績與修史抱負，字字含情。同年，史學前輩吳廷燮（向之）亦辭世，他撰寫了《吳先生傳》，並詳述其學術成就：

「先生畢生劬於著書，有聞必錄。所著諸書，悉由聚積而成，以視章實齊氏所言，別裁通識，則未之有也。然其助於治史，則無可否認。」（1948年1月28日）

對摯友的懷念與對自身老境的體認交織在一起，使日記充滿了蒼涼之感。作為史家，他對時局的觀察極具洞察力。他記錄了王續緒致張群的那封措辭激烈的公開信（1948年2月），並評論其為「現代史料」。他關注國民大會召開、總統選舉等重大政治事件，並敏銳地察覺到社會矛盾的尖銳：

「今日事勢非僅令人頭痛，且可痛哭流涕。」（1948年5月23日）

在這種動盪中，他愈發堅定了以修史為志業的決心，將個人命運寄託於能穿透時間的學術工作之中。他對郭松齡、楊宇霆等東北人物的傳記撰寫，以及對《盛京時報》等史料的極力搜求，都是在為歷史留存見證。

（六）新時代的轉折與適應（1949-1962）

1949年後，他選擇留在大陸，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兼任教授，後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員。第十冊日記（1956年5月至12月）展現了他晚年一次深刻的學術與思想轉向。

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理論學習，詳細記錄了艾思奇的哲學講座。他認識到，新的歷史研究必須具備新的要素：

「寫作歷史研究文字，應具有三條件：一為理論，二為資料，三為技術。吾所謂理論，即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辯證唯物論，寫作無此基礎，則為無源之水，必不足觀。」（1956年5月19日）

他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寫作風格，力圖克服「重複拖沓」的毛病，追求「整潔生動」的現代語言：

「近來寫一短作，幾乎不成文理。實由心粗氣浮，不肯細心讀書之過。」（1956年6月14日）

他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積極回應，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我建議，在百家爭鳴四字之下，再加上殊途同歸四字，則其意義更覺分外明顯。……不從異中求同，則所謂同必不能由表及裏、由粗及精，以至面面俱到。」（1956年5月28日）

他將這一政策視為學術發展的良機，並積極參與相關討論。他的研究視角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從過去傳統的考據，轉向關注社會經濟層面的問題，如撰寫《唐代寺院經濟》（1956年12月），探討寺院土地佔有、僧侶戶籍等問題。他對陳寅恪、岑仲勉等當代學者的著作進行深入研讀與評論，並試圖以新的觀點與他們對話：

「陳、岑二氏有一共同之點，即不甚信唐、宋人諸鉅作，而引瑣闕雜記及葉水心等泛論不衷之言，以駁斥接近第一手史料之作風，尚待考慮，其是否正確。」（1956年6月20日）

他對李自成最終歸宿的考證，也體現了將傳統考據與現代史學意識相結合的努力：

「我等考證史事，並不重視民間傳說，但必須與書傳記載密切聯絡，求得一致之論，否則不敢輕取。」（1956年10月12日）

1962年8月，金毓黻病逝於北京，歸葬八寶山革命公墓。他的一生，完整地映照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抉擇。

二、學術淵源與治學路徑

金毓黻曾自述其治學途徑：

「始於理學，繼以文學，又繼以小學，又繼以史學。」（1944年3月9日）

這段話精闢地概括了他學術根基層層遞進、最終融會貫通的歷程。

理學為本：早年他研讀宋明理學，尤其是清初理學名臣陸隴其的著作，使他養成了嚴格的自我修養意識和關心世道人心的情懷：

「憶年十六、七時，在書肆購得《三魚堂集》，繹誦數遍，以謂近代醇儒，莫清獻若。乃因其緒論以求濂、洛、關、閩之書，復得《正誼堂全書》，宋賢嘉言，燦然在具。而其中有清獻著作四種，尤所葆貴。余志學之初，由先生入，於此不敢持異之見。」（1924年4月27日）

這在他的日記中隨處可見，無論是對自我言行的反省，還是對社會風氣的批評，都體現了儒家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擔當。這種理學修養，也為他日後治史時強調史家的主體道德與社會責任奠定了思想基礎。

文學為用：他對桐城派古文、駢文及歷代詩詞都有深入研習，尤其推崇韓愈、柳宗元、蘇軾、元好問等人：

「自癸丑（1913年）迄壬戌（1922年），又喜求經訓小學之書。……余早治文學，雅喜桐城。」（1924年5月23日）

這使他擁有出色的文字表達能力，其學術著作文筆流暢，敘事清晰，論證有力，絕無乾澀枯槁之弊。他總結為文之道：

「謀篇布局宜法近人，練字造句宜法古人，二者兼營，文始能工。」（1924年4月4日）

他的詩歌創作也頗具功力，日記中大量的詩歌唱和與詩論，不僅是其文學素養的直接體現，也是他與友人進行精神交流、抒發家國情懷的重要方式。如1942年9月24日記與友人磐溪之遊，分韻賦詩，可見其詩興之濃。

小學為基：作為黃侃的學生，他繼承了章黃學派重視文字、音韻、訓詁的樸學傳統：

「余往歲篤守餘杭章氏學派家法，顧治箋疏之學。」（1924年5月23日）

這為他日後從事精密的文獻考證、校勘、版本鑒定，以及對古代史料的準確解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他對金石碑刻文字的考釋，對方言古音的追溯，都得益於此。如1924年9月6日的日記中，他詳細考證「詎」、「調」等字的古音與俗語關係，足見其小學功力之深。

史學為歸：最終，他將理學的關懷、文學的表達、小學的工具，全部匯歸於史學研究這一核心。他對清代樸學大師如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人的考據方法心領神會，主張「實事求是」：

「余之研史，實由清儒。清代惠、戴諸賢，樹考證校讎之風，以實事求是為歸，實為學域闢一新機。用其法治經治史，無不順如流水。」（《前言》）

他曾自述治史的理想境界：

「余每撰一稿必興會淋漓，有旁若無人之氣概，乃能運筆如飛，欲罷不能。」（1947年12月31日）

這種狀態，正是他將多種學養融會貫通後的從容與自信。

三、主要學術成就與貢獻

金毓黻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其核心在於對東北史地研究的開創與建構，並在史學史、文獻學等領域留下不朽篇章。

（一）東北史研究的開拓與奠基

這是金毓黻一生學術的核心與靈魂。他的研究動機源於強烈的愛國情懷和桑梓之情：

「世居遼東，基於愛鄉之心，研究東北文獻，積有歲年。」（《東北通史》引言）

面對日本學界別有用心的「滿蒙」研究，他深感責任重大，發憤要寫出中國人自己的東北史，以正視聽，喚起國人：

「今日有一奇異之現象，即研究東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國，而在日本。……以乙國人叙甲國事，其觀察之不密，判斷之不公，本不待論。重以牽強附會，別有用意，入主出奴，積非成是，世界學者讀之，應作如何感想。是其影響之鉅，貽患之深，豈待今日而後見！」（《東北通史》引言）

《渤海國志長編》（1934年）是他此領域的代表作之一：

「中外載籍，尋檢未遍，遺文佚事，漏載仍多，地下之藏，正待開發，異日所得，或將倍蓰於此，則有待於補葺者，正無限極。姑以此次所刊，作一結束，未敢謂詳盡無遺也。」（1934年3月10日）

該書廣搜博採中、日、朝三國史料，對渤海國的歷史、地理、文化、世系、官制等進行了系統、精密的考證，至今仍是研究渤海國史最權威的參考著作。書中對渤海國世系的考訂，對其疆域四至的辨析，對其官制與唐制的比較，皆見功力之深。

《東北通史》（上編，1941年）則是第一部系統論述東北地區整體歷史發展脈絡的通史性著作。他從上古時期的肅慎、挹婁，一直寫到元末，對東北民族的源流、分佈、遷徙，以及歷代行政區劃的沿革，進行了開創性的梳理與考證：

「余治東北史地文獻之學，垂二十年，於文字記載外兼及金石、明器、圖象，凡足跡所能至，不憚艱險，不避困難。」（《編印〈東北通史〉緣起》，見《前言》）

此外，他主持編印的《遼海叢書》（1936年），匯集了87種有關東北歷史的珍稀文獻，是研究東北史的資料寶庫：

「刊刻地方叢書，為今日之急務，刊刻《遼海叢書》，尤為吾儕之急務。」（1934年6月22日）

他還進行了大量實地考察，如數度登千山、訪渤海國上京遺址、尋遼金古墓、探訪明清戰場，將文獻記載與實物相印證，體現了「腳勤」的治學精神：

1926年2月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對千山諸寺的考察，並手錄王爾烈《同遊千山詩錄》，可見其考察之細、用力之勤。

（二）史學史研究的開創之功

《中國史學史》（1944年）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史學史專著，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將中國史學劃分為六期：

「中國史學可分六期：一為萌芽期……二為成立期……三為發展期……四為中衰期……五為復興期……六為革新期，即現代也。」（1938年3月4日）

書中不僅梳理了歷代史籍、史官制度的演變，更對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等史學大家的理論進行了深入評析，闡發其精髓，批評其不足。他對此書頗為自負：

「余撰此書於十七、八兩年，是時獨處一室，潛心覃思，振筆直書，左宜右有，頗有書卷之奔湊腕下，縱控驅遣自如，神來氣旺之妙，且能達胸中所欲言。竊以此驗之時人，能臻此境者恐無幾輩，讀吾書者當自得之。」（1944年8月18日）

此書至今仍被視為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入門經典，影響了幾代學人。書中對劉知幾《史通》的評析，對鄭樵「會通」之義的闡發，對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解讀，皆可見其獨到見解。

（三）宋遼金史研究的深耕

《宋遼金史》（1946年）是他繼史學史後的又一力作。此書以精煉的筆法，勾勒出宋、遼、金三朝鼎立與互動的歷史大勢，對三朝的制度、經濟、民族關係等關鍵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日記中大量對《宋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書的研讀筆記，反映了他為撰寫此書所下的深厚考據功力：

「一月以來，以無職司之累，頗能勤於誦覽，其所讀者專為南宋史之一段。這一百五十三年事蹟，應讀之書亦無慮數十種……究心此業，非有二三年之歲月，難有相當之成功，黽勉以圖，終有殺青之日。」（1942年5月30日）

他對岳飛戰功的考辨，體現了其不盲從舊說、獨立思考的史識：

「試取兩書證之，無一不互相吻合。」（1942年5月6日，比較《宋史·岳飛傳》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他對宋代紙幣（楮幣）等問題的考辨，亦見功力。

（四）文獻學與金石考古的貢獻

他一生致力於文獻的搜集、整理與考訂。除了編印《遼海叢書》，他還輯有《遼陵石刻集錄》、《東北文獻零拾》等：

「余治鄉邦文獻，始於民國壬戌（1922年），凡有所獲，悉錄入日箚中，迨歲丁卯（1927年），乃輯為《遼東文獻徵略》八卷……既而聞見漸多，續有所記，衡其所得，過於《徵略》者數倍，乃以違難離鄉，戛然中止。旅川以來，忽忽歷四五稔，幸行篋之日箚尚在。……爰以暇日檢視日箚，約五六十冊，欲為一一輯出，釐為六卷。以其隨筆摭拾，未具條貫，命曰《東北文獻零拾》。」（1942年8月11日）

他對新出土的金石材料極為敏感，如對遼陽出土的明《崔源墓誌》的考證，將其與黑龍江的《永寧寺碑》聯繫起來，證明了明代對奴兒干地區的經營：

「金石遺文，前人謂其可以補史闕者，正此類也。然則崔源墓志之可葆貴，不幾與永寧寺碑等乎？」（1926年3月23日）

這充分體現了其「以金石證史」的卓越功力。晚年他對遼代經幢的考證，亦見其金石學修養：

「由此可以推得經幢『昭』下之缺字必為『孝』，燕主大王者即為燕王之尊稱。」（1956年10月19日《遼重熙經幢考證》）

他對清代《清史稿》的深入研讀與批評，也為後人研究清史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概屬遺臣稱頌之詞，可取者實屬寥寥。」（1944年8月10日，批評《清史稿》諸帝論贊）
「《清史稿》本為得失互見，瑕瑜不掩之書，論者攻其瑕疵，而略其優點，揆之事理，豈得謂平！」（1944年11月，批評時人對《清史稿》的偏頗之論）

四、治學方法與史學思想

金毓黻的治學方法，熔鑄了傳統樸學的精華與現代學術的視野，形成了一套系統而有效的史學研究體系。

考據與義理並重：他繼承了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主張「實事求是」，對每一條史料都力求精確無誤：

「余之研史，實由清儒。清代惠、戴諸賢，樹考證校讎之風，以實事求是為歸，實為學域闢一新機。用其法治經治史，無不順如流水。」（《前言》）

但他並未止步於此，他認為史學的目的不僅在於「考其事」，更在於「明其理」，即在對史實的精確考訂之上，探究歷史興衰的內在規律：

「史以紀事，而事中必有理在。」（1924年9月20日）

他對《宋史·岳飛傳》的考辨，對《清史稿》諸帝論贊的批評，都體現了他既重考據，又重史識的治學風格。

歸納與比較並行：他善於運用歸納法，從大量分散的史料中提煉出系統的認識，如對東北諸民族源流的分析：

1934年5月16日的日記中，他提出研究東北史的四大要點，即「內族之外徙」、「外族之內侵」、「內族之禦外」、「外族之內向」，這正是他運用歸納法得出的系統性認識。

同時，他也重視比較研究，如對《遼東志》與《全遼志》的版本對校，對宋、遼、金三朝官制、經濟的橫向比較，從中發現異同與變化，揭示歷史發展的深層脈絡。

「三勤」治史原則：他提出的「眼勤、手勤、腳勤」三原則，是對其一生治學方法的精闢總結：

「治史地之學須備三勤，曰口勤、手勤、腳勤是也。又有三字訣，曰口、手、走是也。古人謂，於識書之外須目稽口詢，口勤則能詢矣，腳勤則能目稽矣，再加以手勤則能紀之以文，此三者缺一不可者也。然此三者，皆以一『勤』字穿貫之，則能孜孜不息，一息匪懈。」（1934年8月31日）

眼勤即廣博閱讀，佔有盡可能多的文獻資料；手勤即勤於鈔纂，將有用資料隨時記錄、分類整理；腳勤即實地考察，將書本知識與地理實物相印證。這三者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史學研究閉環。他在1920年3月27日的日記中早已明示此法：

「一日鈔書……一日箚記……在昔顧君寧人，其學問之精博，即自抄書得來，其畢生著作極富，而人之稱之者，乃在《日知》一錄。此錄即由平日箚記錄積寸累而成，故可貴也。」

他的日記本身，就是「手勤」的最高體現，是對這一原則的終身實踐。

學術與經世的統一：他的學術研究，始終貫穿著經世致用的關懷。早年研究東北史，是為了「喚起國人注意東北」，抵抗外來侵略，保存民族文化；抗戰時期撰寫《東北通史》，是為了激勵國人恢復故土，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

「孔子能言夏殷禮，而歎文獻不足徵。試展茲編，前事俱在，文獻之足徵，比於田產之質劑區畫界至明白可數，是則耕田而奪之牛者，終當返故物於舊主，余惟濡筆以俟之耳。」（《編印〈東北通史〉緣起》，見《前言》）

晚年參與《中國地震資料年表》的編纂，則是服務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體現了科學研究為國計民生服務的思想。他的學術，從不是象牙塔中的純學問，而是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血脈相通的事業。

五、思想轉變與時代關懷

《靜晤室日記》最動人之處，在於它不僅是一部學術札記，更是一部心靈的史詩，真實記錄了一位傳統知識分子在時代巨變中的心路歷程、痛苦掙扎與最終抉擇。

（一）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憂慮

從早年對軍閥混戰的記錄，到對「九一八」事變的痛切描述，再到抗戰時期對戰局的密切關注，日記中充滿了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憂心。他對時局的評論，往往能洞見癥結，體現了一位史學家的敏銳洞察力與深切的人文關懷：

「此一番慘劇，為數年來北方所未有也。……風雲之險，日甚一日，小民其何以堪！」（1920年7月17日，記直皖戰爭）

「和平與戰爭為矛盾之尤者，世人莫不酷愛和平，而亦有人以攻城爭地為可樂者，所謂以力服人，恃強凌弱，違乎人心之公者也。……今世之有巢、獻，又勝於巢、獻之百倍，豈天欲降酷於吾民耶，不然何其好殺若是之甚也！」（1937年10月13日）

在戰後離亂中，他對時局的觀察更具深度：

「聞報載，張溥泉先生於十五日夜捐館舍，年六十有六。……余方以修史自矢，了我餘年，幸逢張公知我，願為之盡力。在平月餘，為此事有所營度，以爲前途發展當無限量，今竟遽此變故。張公已矣，齋志歿世，安得再逢知己以酬吾素願耶！」（1948年1月17日）

（二）對個人出處的審慎思考

他一生徘徊在仕與學之間，日記中反覆記錄了這種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他深知官場非己所長，也非己所願，但為了生計，又不得不以此為謀生之具：

「余本書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與政治關係甚淺，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國數千年之慣，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學問政治無明確之界畫，故學問之士非投身政界無以謀生。實以此為謀生之具，非以其有興味而為之也。」（1923年1月8日）

他最終選擇以學術安身立命，既是個人志趣的使然，也是在亂世中保全名節、實現生命價值的智慧之舉：

「古之人持身涉世，出處不苟，豈其本心不欲用世哉？誠恐所事非人，不能以誠相見，雖為一時之苟合，而無以全其終始耳。……今人昧於此義，枉尺直尋，比比皆是，是乃以官為市，而無與於出處之大節者也。余雖不肖，亦嘗奉教君子，天爵人爵辨之至審。竄伏吉林十年之久，未嘗以人世榮利一繫於其心，豈以今日分寸口耳之得失，而一擾於慮乎？與其輕出，不如慎動，不明出處之節，豈有事功可觀！」（1930年1月15日）

他對自己選擇的學者之路，有著清醒的認識：

「人生不可一日無友，而良朋互相慰解於寂寥之中，推而至於其極，又可與生死人、肉白骨相等。人必喻此理而交道乃可敦，否則以世俗淺薄之見處之，今日為朋友，明日則為仇讎，則朋友一倫，可以無有，而世運亦幾乎息矣。」（1945年2月23日）

（三）對新時代的接納與調整

新中國成立後，他表現出真誠的學習態度，努力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並嘗試將其運用於史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後，金毓黻的史學思想發生了一定變化，自願學習馬克思主義，初步了解『歷史唯物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改變了對工農群衆的觀念』。他說：『大抵今日作史愈具正反兩面，就工農大衆及有功於人民之史實盡量記載，以明其為國史之主人翁，此為作史之反面』。」（《前言》）

他積極參與國家學術規劃的討論：

「中國科學院爲討論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召集在京有關科學家舉行會議，我被分配在歷史科學古代史組。」（1956年6月11日）

他對「百家爭鳴」政策的思考，體現了其與時俱進的開放態度：

「百家爭鳴決不是亂鳴，而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基礎上爭鳴。」（1956年6月12日，引唐立庵語）

他參與主編《五千年來中朝友好關係》，編纂《中國地震資料年表》等，展現了老一輩學者服務於新社會的積極姿態：

「近幾日內集中精力修改地震資料小結已有相當的進步。」（1956年6月5日）

這不是簡單的政治表態，而是他一生「學以致用」思想在新時代的自然延伸，體現了一位真正學者不斷追求真理、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

（四）對學術傳承的深切關懷

他對年輕學者的成長極為關注，晚年對卞孝萱、王崇武等人的提攜與指導，可見其師者風範：

「卞君孝萱來談，關於調用一事已向其會主要負責人談過，已允照其志願辦理，不過爲調用手續，尚需幾日決定。」（1956年5月21日）

他對學術傳承的重視，也體現在對前輩學者遺著的整理上：

「吳向之先生畢生劬於著書，有聞必錄。所著諸書，悉由聚積而成，以視章實齊氏所言，別裁通識，則未之有也。然其助於治史，則無可否認。故余惟就此一端，加倍描寫而已。」（1948年1月28日）

他對同輩學者的成就，也給予真誠的評價：

「陳寅恪先生及岑君仲勉對隋、唐史皆有極深研幾之功，對於重要環節的專題研究，已經提出很多，足供作全面叙述的作者漁獵採伐之用。此爲不可或缺之主要工作，此類研究，即爲寫專史之預備工作，如果作的不夠充實，則專史也定然寫不好。」（1956年6月14日）

六、學術地位與歷史評價

綜合《靜晤室日記》第一至十冊的記載，我們可以對金毓黻的學術地位與歷史貢獻作出如下評價：

東北史研究的奠基人：他以一人之力，在東北史研究上開疆拓土，奠定了現代東北史學的基礎。《渤海國志長編》、《東北通史》、《遼海叢書》等著作，至今仍是研究東北史不可繞過的經典。他對東北民族源流、地理沿革的考證，對東北文獻的系統整理，為後人鋪平了道路。

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開創者：他的《中國史學史》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史學史專著，建構了完整的敘述框架，影響了幾代學人。他對中國史學發展脈絡的梳理，對歷代史學大家的評析，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文獻考據與金石證史的大家：他以嚴謹的考據、開闊的視野和經世致用的情懷，在宋遼金史、文獻學、金石考古等諸多領域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提出的「三勤」治史原則，是對中國傳統史學方法論的重要貢獻。

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橋梁：他的一生完整地見證了中國史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他既有深厚的舊學根底，又能接納新的學術思潮；他既有傳統文人的情懷與風骨，又有現代學者的理性與批判精神。他是連接清代樸學與現代史學的重要橋梁。

愛國知識分子的典範：他的學術研究始終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從早年研究東北史以喚起國人注意邊疆，到抗戰時期撰寫《東北通史》以激勵民氣，再到晚年服務於新中國的學術建設，他的一生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傳統精神。

結論

金毓黻先生是一位「身處亂世，心繫學術」的典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更是一位將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愛國學者。他以《靜晤室日記》為心史，記錄了自己四十餘年的學術探索、人生感悟與心靈歷程：

「靜晤者，期以靜中有所悟也！吾人惟守定動中求靜，靜中求樂。」（《前言》引日記）

他以一人之力，在東北史研究上開疆拓土，奠定了現代東北史學的基礎；他以一部《中國史學史》，為中國史學的學術史研究開闢了新路；他以嚴謹的考據、開闊的視野和經世致用的情懷，在宋遼金史、文獻學、金石考古等諸多領域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回顧金毓黻的一生，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學者，更是一位在苦難中堅守、在動盪中思考、在轉折中調整的活生生的人。他的歡喜與憂愁，他的掙扎與抉擇，他的學術激情與家國情懷，都真摯地流淌在那五百五十餘萬言的日記之中。他曾自述：

「吾人一生，何事不可作電影觀乎！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曹子桓云：『日月逝於上，則體貌衰於下。』此情正如影片之遇而不留，機聲軋軋之相催不已，而年華似水，轉眼便成陳迹，不亦令人廢然耶。」（1923年7月18日）

然而，正是這份對時光流逝的清醒認識，使他更加珍惜每一寸光陰，用筆墨為後人留下了如此豐富的精神遺產。從抗戰時期的學術堅守，到戰後離亂中的心靈煎熬，再到晚年在新時代的求索，他的一生完整地映照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抉擇。他的日記，讓我們得以穿越時空，與這位前輩學人進行一場跨越百年的對話，感受他的心靈脈動，汲取他的精神力量。

他曾言：

「余夙不信任命運之說，故不算命問卜，然遇有拂意事亦不能不委之於命運。」（1947年12月26日）

但他更相信的是自己的努力：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真至言也。」（1956年7月12日）

他的學術遺產與人格風範，對於今天乃至未來的中國史學，都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值得我們永遠珍視與學習。在中國史學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漫長征程中，金毓黻以其畢生的努力，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他的名字，將永遠鐫刻在中國史學的輝煌殿堂之中。

根據《靜晤室日記》，擬定一本大約二十五萬字的嚴謹紮實，頂尖的學術論著大網。

靜晤室中的世界：金毓黻日記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增訂版）

——基於《靜晤室日記》第一至十冊的綜合研究

著作構想說明

本書以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十冊（1920-1956）為核心史料，在前七冊（1920-1944）的基礎上，增入第八至十冊（1944-1956）的珍貴記錄，將研究時段延伸至抗戰後期、戰後離亂與新中國初期，完整呈現金毓黻跨越三個時代的學術生命與心靈歷程。全書約二十五萬字，分為九章，每章約二萬八千字左右。本書力圖超越傳統「以人證史」或「以史帶人」的單一路徑，構建一種「人史互證」的研究範式，不僅關注金毓黻「做了什麼」、「寫了什麼」，更致力於追問他「為何如此做」、「為何如此寫」，從而揭示一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時代巨變中的心靈圖景與精神抉擇。

核心方法：全書以《靜晤室日記》為核心史料，力求每一論斷都有日記原文支撐。日記引文將嚴格核對原書，註明具體日期，並注重日記書寫的語境與策略。

結構設計：九章設計體現了「生平—學術—心靈」三個層次，前三章按時間順序，第四章至第七章按主題，第八章回歸心靈，第九章總結提升。新增的第八至十冊內容，主要體現在第三章（戰後部分）、第七章（晚年轉向）和第八章（心靈史延伸）中。

問題意識：全書貫穿的核心問題是「一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跨越三個時代的巨變中安身立命」。通過金毓黻的個案，折射出那一代學人的共同命運與精神選擇。

學術創新：本書力圖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將日記視為獨立史料，而不僅僅是傳記的輔助材料；構建「人史互證」的研究範式；將學術史、心態史、閱讀史、情感史相結合；注重金毓黻詩歌創作與學術研究的內在關聯；完整呈現知識分子在舊時代終結與新時代開啟之際的轉折與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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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日記作為方法——金毓黻與中國近代史學的微觀實踐（約2.8萬字）

一、選題緣起與學術價值

第一節 「日記學」視野下的《靜晤室日記》——兼論近代學人日記的史料價值

日記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兼具私人性與公共性、即時性與反思性。中國近代學人日記如《越縵堂日記》、《緣督廬日記》、《忘山廬日記》等，已成為研究近代學術史、思想史的重要史料。《靜晤室日記》歷時四十餘年，多達五百五十餘萬言，在近代學人日記中堪稱巨製。其價值不僅在於記錄了金毓黻個人的學術探索與人生感悟，更在於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世界的獨特窗口。

第二節 金毓黻研究的現狀與反思：從「東北史奠基人」到「完整的學術生命」

學界對金毓黻的研究，長期側重於其東北史研究的開拓之功，以及《中國史學史》的學術貢獻。然而，這種「學科史」的研究路徑，往往將其學術成就從其完整的生命歷程中剝離出來，難以呈現一個有血有肉、充滿矛盾與抉擇的完整的人。日記的出現，為我們重新理解金毓黻提供了可能——從「東北史奠基人」這一單一標籤，走向對其「完整的學術生命」的整體把握。

第三節 為何是日記？——以日記為中心重構學者心靈史的學術意義

日記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學者「為己之學」的產物，而非「為人之學」的公開著述。金毓黻自述：「僕伏處一室，常以筆硯自遣。每有歡欣抑塞，輒於日記發之。敝帚自珍，比於良友。」（《前言》引日記）這段話揭示了日記書寫的私密性與自我對話的功能。以日記為中心重構學者心靈史，能夠觸及公開著述中所難以呈現的矛盾、猶疑、掙扎與選擇，從而更深入地理解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

二、核心問題與研究框架

第一節 核心問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仕」與「學」之間安身立命？

金毓黻一生徘徊於仕與學之間，日記中反覆記錄了這種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他自述：「余本書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與政治關係甚淺……實以此為謀生之具，非以其有興味而為之也。」（1923年1月8日）這一問題不僅屬於金毓黻個人，更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題——在傳統「學優則仕」的慣性與現代學術職業化的轉型之間，如何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第二節 研究框架：「一人、一記、四十年」——以金毓黻為中心，以日記為線索

本書以金毓黻一人為中心，以《靜晤室日記》一記為線索，貫穿其學術生命的四個階段：早年奠基與求學時期（1887-1916）、仕宦時期與學術積累（1916-1931）、國難中的掙扎與南遷（1931-1937）、抗戰時期的學術高峰（1937-1945）、戰後離亂與新中國的轉折（1945-1956）。日記的連續性，使我們能夠追蹤其思想與心態的細微變化，避免靜態的標籤化理解。

第三節 理論視角：知識社會學、心態史學、閱讀史與書寫史的交叉運用

本書借鑑知識社會學的視角，考察金毓黻的學術生產與社會位置的關係；借鑑心態史學的方法，探討其情感結構與時代經驗的互動；借鑑閱讀史的視野，分析其閱讀世界與知識構成的關聯；借鑑書寫史的路徑，反思日記作為一種文體的特殊性與局限性。

三、史料說明與章節安排

第一節 《靜晤室日記》的版本、流傳與整理情況

《靜晤室日記》手稿現存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共計六十九冊。1993年遼瀋書社出版點校本，分裝十冊，約五百五十餘萬言。點校本在整理過程中，對原稿中的缺字、衍文、塗改等情況作了必要處理，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本書以遼瀋書社點校本為基本依據，必要時參照手稿影印本。

第二節 日記書寫的體例、風格與自我定位

金毓黻在日記開卷即明其志：「余自讀李氏日記有所觸發，復續前業，期後此每日必有所記，毋潦草自欺，毋作輟無恒，而其體例一依李氏，庶幾為進德修業之一助耳。」（1920年3月卷首）「李氏」即李慈銘，其《越縵堂日記》為近代學人日記的典範。金毓黻明確以「進德修業」為日記書寫的目的，體現了傳統士人修身傳統的延續。日記的風格以記實為主，間有抒情議論，文白夾雜，語言質樸而富有感染力。

第三節 全書章節結構與各章主旨

本書共分九章。前三章按時間順序，勾勒金毓黻的人生軌跡與學術積累；第四章至第七章按主題，深入分析其治學方法、學術成就、詩性精神與晚年轉向；第八章回歸心靈史，探討日記中的自我、他者與世界；第九章總結提升，從個案走向一般，反思日記史學的方法論意義。新增的第八至十冊內容，主要體現在第三章的戰後部分、第七章的晚年轉向和第八章的心靈史延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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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從遼陽到北京：學術根基的奠定（1887-1916）（約2.8萬字）

第一節 家世與早年：一個遼東農家子的求學之路

一、遼陽後八家子村：鄉土社會與家族記憶

遼陽為東北歷史文化名城，自遼金以來即為東北重鎮，文風頗盛。金毓黻出生於遼陽城北後八家子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隸漢軍正紅旗。日記中對故鄉的記述不多，但偶有涉及：「吾宗自四世祖移家以來，閱二百餘年，曾祖以來，歷傳三世，族姓蕃衍為一村冠。」（1923年2月15日）這段簡短的記載，透露了其家族在當地的根基與聲望。

二、輟學習商與不廢讀書：早年困境中的精神堅守

金毓黻自幼聰穎好學，六歲入本鄉私塾，但十六歲時因家計所累，不得不輟學習商。這段經歷雖短暫，卻使他深刻體會到生計之艱，也更加珍惜讀書的機會。日記中回憶這段經歷：「憶年十六、七時，在書肆購得《三魚堂集》，繹誦數遍，以謂近代醇儒，莫清獻若。」（1924年4月27日）陸隴其（清獻）為清初理學名臣，其著作對金毓黻早年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段自學經歷，奠定了他日後「始於理學」的學術根基。

三、白永貞的知遇之恩：從「出泥滓而履坦途」

幸運的是，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伯樂——遼陽縣立啟化高等小學堂校長白永貞（字佩珩）。白永貞賞識其才學，更同情其家貧，特許他免費入學。這份知遇之恩，金毓黻終生銘記：「余少受知於佩珩先生，承其獎掖拔擢，始出泥滓而履坦途。四十年來，得時溫理故書，日與古人晤對，而不致為君子所棄者，師之賜也，如何可忘！」（《前言》引日記）這段經歷也奠定了他日後樂於提攜後進的品格基礎。

第二節 北京大學的洗禮：新學與舊學的交融

一、考入北大：從地方到中心的跨越

1908年，金毓黻考入奉天省立中學堂，1912年畢業後曾短暫伴讀。1913年秋，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堂文學門（即北京大學前身），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時值民國初建，北京大學在嚴復、蔡元培等相繼主持下，氣象一新。從遼東一隅來到全國學術中心，金毓黻的視野由此大開。

二、受業黃侃門下：章黃學派的治學傳承

在京求學期間，他直接受業於國學大師黃侃（季剛）門下。黃侃作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精研小學、經學，治學嚴謹，一絲不苟，有「黃瘋子」之稱，其教學極具感染力。金毓黻親承指授，不僅掌握了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的紮實功底，更深刻體會到了「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他曾以詩追述這段經歷：「廿七登上庠，人海紛相逐。廿八逢大師，蘄春來黃叔。授我治學法，蒼籀許鄭優。研史應先三，窮經勿遺六。」（《前言》引日記）

三、北大時期的閱讀世界：經學、小學與文學的初步浸染

在北京大學期間，金毓黻得以博覽群書，接觸到當時最新的學術思潮。日記中對這一時期的記述雖不多，但從其後來的回憶中可知，他廣泛涉獵經學、小學、文學諸領域，為日後「始於理學，繼以文學，又繼以小學，又繼以史學」的治學路徑奠定了基礎。

第三節 治學路徑的自我總結：「始於理學，繼以文學，又繼以小學，又繼以史學」

一、理學為本：陸隴其與宋明理學的早期影響

理學修養貫穿了金毓黻的一生。無論是對自我言行的反省，還是對社會風氣的批評，都體現了儒家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擔當。這種理學修養，也為他日後治史時強調史家的主體道德與社會責任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文學為用：桐城派、駢文與詩歌創作的初體驗

金毓黻對桐城派古文、駢文及歷代詩詞都有深入研習，尤其推崇韓愈、柳宗元、蘇軾、元好問等人。他自述：「自癸丑（1913年）迄壬戌（1922年），又喜求經訓小學之書。……余早治文學，雅喜桐城。」（1924年5月23日）這使他擁有出色的文字表達能力，其學術著作文筆流暢，敘事清晰，論證有力，絕無乾澀枯槁之弊。

三、小學為基：黃侃所授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

作為黃侃的學生，他繼承了章黃學派重視文字、音韻、訓詁的樸學傳統：「余往歲篤守餘杭章氏學派家法，顧治箋疏之學。」（1924年5月23日）這為他日後從事精密的文獻考證、校勘、版本鑒定，以及對古代史料的準確解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

四、史學為歸：學術志業的最終指向

1944年，金毓黻在回顧自己的治學歷程時寫道：「余之治學途徑，大約謂始於理學，繼以文學，又繼以小學，又繼以史學。」（1944年3月9日）這是他對自己學術根基層層遞進、最終融會貫通的精闢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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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仕與學之間：東北時期的學術積累（1916-1931）（約2.8萬字）

第一節 步入政界：以官為業，以學為志

一、從省議會秘書到省政府秘書長：仕途的攀升

1916年夏，金毓黻自北京大學畢業，返回東北。此後的十五年，是他「仕宦時期」。他先後任教於奉天文學專門學校，兼任奉天省議會秘書，後升任秘書長。此後足跡遍及黑龍江、吉林、長春等地，歷任黑龍江省教育廳科長、吉林財政廳總務科長、長春電燈廠廠長、吉林交涉署第一科長兼秘書等職。1929年，他出任東北政務委員會機要處主任秘書，次年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1931年更升任遼寧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成為掌管一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長官。

二、日記中的官場記錄：「為人作嫁」的無奈與自嘲

然而，對於這段官場生涯，他的內心充滿了矛盾。日記中反覆出現對這種生活的厭倦：「終日勞勞，為人作嫁，欲求片晷休暇而不可得，此真作繭自縛，無以自解者也。」（1922年11月3日）「勞穰終日，直為人作嫁耳，豈有一刻一分作吾分內事者。」（1922年10月31日）

三、仕宦心態的自剖：本書生，非為政也

他將自己定位為「本書生」，入仕不過是「為貧而仕」，是一種謀生手段，而非本志所在：「余本書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與政治關係甚淺，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國數千年之慣，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學問政治無明確之界畫，故學問之士非投身政界無以謀生。實以此為謀生之具，非以其有興味而為之也。」（1923年1月8日）

第二節 在政言學：官場之外的學術空間

一、東北學社與《東北叢刊》：學術共同體的初步建構

利用從政之暇，金毓黻積極組織學術活動。1930年元旦，他在日記中記錄了東北學社的成立：「東北學社開成立會於明湖春，與會者十一人……學社專為研究學問而設，期以學術之團體樹自立之基礎焉。」（1930年1月1日）他還創辦《東北叢刊》，開始了對東北史地文獻的系統性整理與研究。

二、搜求文獻、考證金石：地方史研究的起步

他四處考察名勝古蹟，廣為搜求地方文獻。1926年5月10日，他記述搜訪遼陽古碑的情景：「至魁星樓下，抄天王寺碑記全文於細雨空濛中，蓮閣誦其文，余手抄之，漫漶難辨者，則以手摩挲之。全文約七百餘，缺十餘字。衣履雖濕，不之顧也。」這段記載生動再現了他搜求文獻的熱忱與投入。

三、與學界師友的往來：世仁甫、袁潔珊、景武平等人的影響

在東北期間，他與世仁甫、袁潔珊、景武平等學界師友往來密切，互相切磋。這些交往不僅豐富了他的學術視野，也為他日後編纂《遼海叢書》積累了人脈與資源。

第三節 第一部學術專著的誕生：《遼東文獻徵略》的編撰

一、從「日箚」到「專書」：學術生產的內在邏輯

金毓黻自述：「余治鄉邦文獻，始於民國壬戌，凡有所獲，悉錄入日箚中，迨歲丁卯，乃輯為《遼東文獻徵略》八卷。」（1942年8月11日）這段話揭示了其學術生產的基本模式：以日記為「箚記」，積累材料，最終整理成書。《遼東文獻徵略》的編撰，正是這一模式的初次實踐。

二、體例與方法：對傳統文獻學的繼承與突破

《遼東文獻徵略》全書八卷，分郡邑、古蹟、人物、雜錄等門，對東北地區的城鎮沿革、山川地理、歷史人物、金石碑刻等進行了詳盡的考釋與梳理，體現了其紮實的文獻功底與考據功力。

三、學界反響與自我定位：東北史研究的初步奠基

此書的出版，初步奠定了金毓黻在東北史研究領域的地位。他由此開始為學界所知，也為日後《渤海國志長編》、《東北通史》的撰寫奠定了基礎。

第四節 仕學矛盾的張力：個人修養與時代關懷

一、日記中的自我省思：對官場習氣的警覺

金毓黻在日記中常作自我省思，警惕官場習氣的侵染：「依附於人，而自有得色者，皆中無所主，而不知自立者也。」（1923年8月23日）

二、對時局的憂慮與個人位置的思考

他對時局的憂慮貫穿始終。1920年7月17日，他記錄直皖戰爭：「此一番慘劇，為數年來北方所未有也。……風雲之險，日甚一日，小民其何以堪！」

三、從政經驗對治學的潛在滋養

儘管對官場生活多有厭倦，但這段經歷也為他的學術研究提供了無可比擬的便利條件——接觸地方文獻、結識學界師友、實地考察古蹟，都得益於其官場身份。這種「以官養學」的模式，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特殊生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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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難與心史：「九一八」後的屈辱與堅守（1931-1945）（約2.8萬字）

第一節 事變前後：被捕、拘押與獲釋

一、日記中的空白與隱晦：無法言說的創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佔領瀋陽後，金毓黻不幸被日軍逮捕，拘押三個多月。這一時期的日記出現了令人揪心的空白。當日記恢復時，他的記述變得隱晦而克制。這種書寫策略本身，就是創傷的表現。

二、獲釋後的精神狀態：「蒙難而貞」

獲釋後，他面對日偽的威逼利誘，多次拒絕就任偽職。日記中充滿了「百無聊賴」、「蒙難而貞」之語。《前言》中概括這一時期：「陷敵四年，金毓黻『百無聊賴』，『博稽古書，參以目驗』。」

第二節 偽職下的學術抵抗：《渤海國志長編》的寫作

一、以讀書消時，以著書明志

正是在這種屈辱與苦悶的環境下，他選擇了以學術作為精神寄託，發憤著書：「余初以讀書消時度日，後來發憤著書，竟用一個多月時間將主要篇目寫就。」（《前言》引日記）

二、史料來源與考證方法：在限制中尋求突破

他利用偽省圖書館副館長的職務之便，廣搜中、日、朝三國史料，對渤海國的歷史、地理、文化、世系、官制等進行了系統、精密的考證。他在日記中記載撰寫此書的經過：「中外載籍，尋檢未遍，遺文佚事，漏載仍多，地下之藏，正待開發，異日所得，或將倍蓰於此，則有待於補葺者，正無限極。姑以此次所刊，作一結束，未敢謂詳盡無遺也。」（1934年3月10日）

三、「渤海國」的歷史隱喻：保存東北信史的現實關懷

渤海國作為東北歷史上由靺鞨族建立的政權，其興衰與中原王朝關係密切。金毓黻選擇這一課題，既有學術積累的基礎，更有保存東北信史、抵抗日本學術侵略的現實關懷。

第三節 逃離虎口：假途日本的驚險之旅

一、以考察為名的周密計劃

1936年，他終於等到了逃離虎口的機會。他以考察文物為名，假途日本，幾經周折，轉赴上海，最終擺脫了日寇的羈絆。日記中對逃離過程的記錄極為簡略，但從事後的追述中，仍可感受到其中的驚險與不易。

二、從東北到南京：生命與學術的雙重新生

逃離東北後，金毓黻經蔡元培、傅斯年介紹，受聘為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徹底回歸學者本色。這段經歷，如同一場驚心動魄的逃亡，為他的學術生命贏得了新生。

第四節 抗戰西遷：流亡中的學術堅守（1937-1945）

一、從安慶到重慶：戰亂中的輾轉

抗戰全面爆發後，他隨校西遷重慶。1937年11月，他在安徽省政府短暫任職後去職，日記中寫道：「午後京電皖省政府改組，劉公退休，余與鏡如聯帶去職，從此還我初服，重理書生事業，差堪自慰。」（1937年11月20日）西遷途中，他記錄了三峽之行的所見所感：「初入三峽，第覺舟之易行，無所謂險，與向所聞者異趣，豈所謂百聞不如一見乎。」（1937年12月30日）

二、沙坪壩歲月：中央大學的教學與研究

1938年春，他返回中央大學任教。在沙坪壩的歲月裡，他總結治史心得：「治史之士，宜備三勤。三勤維何？一曰眼勤，亦曰勤於誦覽；二曰手勤，亦曰勤於鈔纂；三曰腳勤，亦曰勤於游歷是也。」（1938年5月4日）

三、三台歲月：學術共同體的建構（1942-1945）

1942年秋，他轉至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任教，擔任文科研究所主任。他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一時期的生活狀態：「僕伏處一室，常以筆硯自遣。每有歡欣抑塞，輒於日記發之。敝帚自珍，比於良友。」（《前言》引日記）

1942年10月1日，他記述文科研究所的開學典禮：「午前，邀請校中要人來所，行開課禮，略備茶點，延午始畢。」這段記錄展現了他在三台營造學術共同體的努力。

四、流亡知識分子的心靈圖景

在流亡中，他對故鄉的思念與對國家的認同交織在一起。1937年12月23日，他寫道：「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今昔之情不殊，讀之何勝慨然！」這種情感，是那一代流亡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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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後離亂：從復員到再逃亡（1945-1949）（約2.8萬字）

（本章主要依據第九冊日記，約1947年12月至1948年9月）

第一節 萬里還鄉：抗戰勝利後的歸鄉之路

一、返鄉的期盼與幻滅

抗戰勝利後，金毓黻滿懷期望地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瀋陽。1947年底，他懷著「擬為太平之民，不復再作他適」的心情踏上歸途。然而，迎接他的不是和平，而是國共內戰的硝煙。返鄉途中所見，令人觸目驚心：「出關則不然，路軌被毀，皆翻置路旁。橋梁多被炸，路旁電杆皆刈卧於地，觸目傷心。」（1947年12月8日）

二、故鄉的淪陷與家園的破碎

返鄉後，他得知故鄉遼陽的慘狀：「吾村共六户，余家析居已十餘年，僅余寡嫂在鄉種地數畝，微有餘粮，是否被分，尚無確息。告者又言：不惟分粮，且將不動產如衣物亦分給於貧户，且謂糧箱之頽亦不之留，甚者毀及炕沿，俾被分者無託足之所，甚可嘆也。」（1948年1月24日）這段記載，是戰後東北農村社會劇變的真實寫照。

三、詩歌中的沉痛：「家山念已破，況復喪先壟」

1948年1月，他在《將飛北平留贈樗庵》一詩中寫下「家山念已破，況復喪先壟」的哀鳴。這不僅是個人情感的抒發，更是對時代悲劇的深刻體認。

第二節 瀋陽與北平之間：戰亂中的學術掙扎

一、在瀋陽的短暫停留：視察文物、籌建博物館

返鄉期間，他仍不忘學術使命，視察文物，籌建瀋陽博物館。日記中記錄了他對《盛京時報》等史料的極力搜求，以及對郭松齡、楊宇霆等東北人物傳記的撰寫，都是在為歷史留存見證。

二、平瀋交通斷絕：被困與逃離

1947年底，平瀋交通中斷，他被迫在瀋陽多滯留十餘日。1948年1月，他終於等到飛往北平的機會。臨行前，他在詩中寫道：「亡命十餘載，撫顰髮種種。如何遷故鄉，去又不旋踵。」（1948年1月20日）

三、北平的最後歲月：國史館的工作與生活

1948年1月，他抵達北平，任國史館北平辦事處主任。在北平的歲月裡，他繼續學術研究，同時密切關注時局。日記中記錄了張繼（溥泉）的突然離世：「張公已矣，齋志歿世，安得再逢知己以酬吾素願耶！」（1948年1月17日）他為張繼撰寫的長篇誄文，情真意切，是研究張繼及民國政治的重要史料。

第三節 故交凋零與人事代謝

一、張繼之死：精神導師的隕落

張繼的離世，對金毓黻打擊尤大。他在誄文中稱張繼「公生長河朔，稟氣獨厚」，記其革命功績與修史抱負，字字含情。

二、吳廷燮的辭世：史學前輩的追思

同年，史學前輩吳廷燮（向之）亦辭世。金毓黻撰寫《吳先生傳》，詳述其學術成就：「先生畢生劬於著書，有聞必錄。所著諸書，悉由聚積而成，以視章實齊氏所言，別裁通識，則未之有也。然其助於治史，則無可否認。」（1948年1月28日）

三、對自身老境的體認

對摯友的懷念與對自身老境的體認交織在一起，使日記充滿了蒼涼之感。他寫道：「吾生多艱，遼難萬里之外，忽橫遭誣蔑，中以蜚語，不啻以橫逆加諸吾身，此真天外飛來，意想不想到者也。」（1948年1月8日）

第四節 戰亂中的時局觀察與史家視角

一、對時局的敏銳洞察

作為史家，他對時局的觀察極具洞察力。他記錄了王續緒致張群的那封措辭激烈的公開信（1948年2月），並評論其為「現代史料」。他關注國民大會召開、總統選舉等重大政治事件，並敏銳地察覺到社會矛盾的尖銳：「今日事勢非僅令人頭痛，且可痛哭流涕。」（1948年5月23日）

二、以修史為志業的堅定信念

在這種動盪中，他愈發堅定了以修史為志業的決心，將個人命運寄託於能穿透時間的學術工作之中。他對郭松齡、楊宇霆等東北人物的傳記撰寫，以及對《盛京時報》等史料的極力搜求，都是在為歷史留存見證。

三、知識分子在戰亂中的選擇

1948年，他面臨去留的抉擇。日記中記錄了友人紛紛南下的情景，而他最終選擇留在了北平。這一選擇，決定了他後半生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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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台歲月：學術共同體的建構與詩性精神的張揚（1942-1945）（約2.8萬字）

（本章主要依據第八冊日記，兼及第七冊部分內容）

第一節 東北大學的學術環境

一、三台的地理與人文：偏安一隅的學術孤島

三台位於四川盆地中部，抗戰時期成為東北大學的避難所。金毓黻1942年秋來到此地，直至1945年離開。他在日記中描述這個偏安一隅的小城：「三台城北門十里，為觀音渡。逾……」（1945年2月4日）雖然記述簡略，但仍可感受到這個小城對他的特殊意義。

二、文科研究所的日常運作：招生、教學、研究

作為文科研究所主任，他致力於營造一個學術共同體。1942年10月1日，他記錄了研究所的開學典禮：「午前，邀請校中要人來所，行開課禮，略備茶點，延午始畢。」這種儀式感的營造，體現了他對學術共同體建設的重視。

三、與同事學生的學術互動

在三台期間，他與同事、學生頻繁互動。1945年2月23日，他記錄：「邀丁沛濤、賈聘儒、張德居、孫述先四君午餐。」這種小範圍的聚會，既是學術交流，也是情感聯絡。

第二節 兩部史學名著的完成：《中國史學史》與《宋遼金史》

一、《中國史學史》的寫作心路

這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史學史專著，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在日記中回憶寫作此書時的心境：「余撰此書於十七、八兩年，是時獨處一室，潛心覃思，振筆直書，左宜右有，頗有書卷之奔湊腕下，縱控驅遣自如，神來氣旺之妙，且能達胸中所欲言。竊以此驗之時人，能臻此境者恐無幾輩，讀吾書者當自得之。」（1944年8月18日）這段描述，生動再現了一位學者在亂世中進入學術創作佳境時的精神狀態。

二、對中國史學發展的系統思考：六期說的提出

早在1938年3月4日，他就在日記中首次提出中國史學六期的劃分：「中國史學可分六期：一為萌芽期……二為成立期……三為發展期……四為中衰期……五為復興期……六為革新期，即現代也。」這一分期框架，成為《中國史學史》的核心結構。

三、《宋遼金史》的史料運用與史識創新

《宋遼金史》是他繼史學史後的又一力作。日記中大量對《宋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書的研讀筆記，反映了他為撰寫此書所下的深厚考據功力：「一月以來，以無職司之累，頗能勤於誦覽，其所讀者專為南宋史之一段。這一百五十三年事蹟，應讀之書亦無慮數十種……究心此業，非有二三年之歲月，難有相當之成功，黽勉以圖，終有殺青之日。」（1942年5月30日）

第三節 詩歌唱和與文人雅集：學術之外的詩性空間

一、與王寒川、陳誦洛等人的詩學交往

三台時期，金毓黻與王寒川、陳誦洛等人詩歌唱和頻繁。1943年4月，他記述與友人遊琴泉寺，分韻賦詩的情景。1945年3月，他在日記中寫道：「寒川函云：『唐人詩句往往清鬆而氣暢，讀之悠揚，令人神往。宋人反是，然其精闢處，則令人失驚。吾丈之詩，合唐、宋之長，可謂能傳石師衣鉢矣。』」（1945年3月6日）這種詩學交流，既是審美愉悅，也是精神寄託。

二、日記中的詩論：對元好問、蘇軾、陸游的研讀與取法

金毓黻在日記中多次論詩。1943年5月11日，他記道：「遺山詩中『明月高樓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詩』……句中無一虛字，此法似宋人詩中始有之，而東坡即喜有此等句。」他對元好問推崇備至，自稱「七律則瓣香遺山」。

三、詩歌創作的自我定位：以詩遣懷，以詩會友

他對自己的詩歌創作有清醒認識：「近日雖喜作詩，而讀詩之工夫卻不深，所能背誦者僅《選》詩數十首耳。以如斯之膚淺，何可輕言作詩！」（1944年3月20日）這種自謙，恰恰體現了他對詩歌的敬畏之心。

第四節 對青年學子的教誨與期望

一、《大學生的修養》、《說風度》、《說風氣》等講稿的內容分析

在三台期間，他多次為學生演講。1943年11月1日，他記錄：「為東大學生講一題曰《大學生之修養》，並撰一文發表之。」這些講稿體現了他對青年學子的殷切期望。

二、對東北流亡學生的特殊關懷與嚴厲批評

他對東北流亡學生既有特殊關懷，也有嚴厲批評。1944年6月30日，他對補習班學生講話時嚴厲批評：「在校則揚言，曰東大不足居，而名之為『東北飯店』……此為近於喪心病狂之青年，不足以肩收復東北之大任也。」這種愛之深、責之切的態度，體現了一位師長的責任擔當。

三、「轉移風氣」的實踐：以身作則的教育理念

他提出「轉移風氣」的教育理念，並以身作則。1945年3月，他為學生從軍賦詩壯行：「投筆從戎氣象殊，春風縱轡即征途。」（1943年2月23日記）這種身體力行的態度，贏得了學生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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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以史經世：金毓黻的學術理念與實踐（約2.8萬字）

第一節 考據與義理之間：對清代樸學的繼承與超越

一、對錢大昕、王鳴盛等人的推崇與取法

金毓黻明確指出自己的史學淵源：「余之研史，實由清儒。清代惠、戴諸賢，樹考證校讎之風，以實事求是為歸，實為學域闢一新機。用其法治經治史，無不順如流水。」（《前言》引日記）他對錢大昕、王鳴盛等人的考據方法心領神會，並運用於自己的研究中。

二、考據的目的：「史以紀事，而事中必有理在」

但他並未止步於考據，他認為史學的目的不僅在於「考其事」，更在於「明其理」。1924年9月20日，他在日記中提出這一觀點，體現了其對考據與義理關係的深刻思考。

三、對劉知幾、章學誠史學理論的吸收

他對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都有深入研究。1944年，他撰寫《中國史學史》，對二人的史學理論進行了系統評析，闡發其精髓，批評其不足。

第二節 「三勤」治史原則的內涵與實踐

一、眼勤：廣博閱讀的日記記錄

金毓黻的日記本身就是「眼勤」的證明。他每天記錄閱讀的書目、內容、心得，從經史子集到金石碑刻，從中文典籍到日文著述，無不涉獵。1938年5月4日，他總結道：「治史之士，宜備三勤。三勤維何？一曰眼勤，亦曰勤於誦覽。」

二、手勤：日記、鈔纂、箚記的學術功能

他很早就認識到「手勤」的重要性。1920年3月27日，他寫道：「一日鈔書，一日箚記……在昔顧君寧人，其學問之精博，即自抄書得來，其畢生著作極富，而人之稱之者，乃在《日知》一錄。此錄即由平日箚記錄積寸累而成，故可貴也。」他的日記本身，就是「手勤」的最高體現。

三、腳勤：實地考察的案例分析（千山、東京城、遼陽古蹟等）

1934年4月1日，他記述重訪東京城尋祖墓的經歷，詳細記錄考察過程。1926年5月10日，他記述冒雨抄錄天王寺碑記的情景：「衣履雖濕，不之顧也。」這些記載，體現了「腳勤」的治學精神。

第三節 經世致用：學術與時代的對話

一、東北史研究的現實關懷：對抗日人「滿蒙」研究的回應

金毓黻的東北史研究，始終貫穿著強烈的現實關懷。他在《東北通史》引言中痛心地寫道：「今日有一奇異之現象，即研究東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國，而在日本。……以乙國人叙甲國事，其觀察之不密，判斷之不公，本不待論。重以牽強附會，別有用意，入主出奴，積非成是，世界學者讀之，應作如何感想。是其影響之鉅，貽患之深，豈待今日而後見！」

二、抗戰期間的學術選擇：以史明志，以史勵志

在抗戰爭期間，他的學術選擇具有明確的現實指向。《東北通史》的撰寫，是為了「喚起國人注意東北」；《渤海國志長編》的考證，是為了保存東北信史。他在《編印〈東北通史〉緣起》中寫道：「孔子能言夏殷禮，而歎文獻不足徵。試展茲編，前事俱在，文獻之足徵，比於田產之質劑區畫界至明白可數，是則耕田而奪之牛者，終當返故物於舊主，余惟濡筆以俟之耳。」（《前言》引日記）

第四節 文獻、金石與考古：多維度的史料觀

一、對金石碑刻的高度重視與系統考證

金毓黻對金石碑刻極為重視。1926年3月23日，他考證遼陽出土的明《崔源墓誌》，將其與黑龍江的《永寧寺碑》聯繫起來，證明了明代對奴兒干地區的經營。他感嘆：「金石遺文，前人謂其可以補史闕者，正此類也。然則崔源墓志之可葆貴，不幾與永寧寺碑等乎？」

二、版本目錄之學的深厚修養

他對版本目錄之學有深厚修養。日記中大量記錄了他訪書、購書、校書的經歷。1948年2月，他在北平琉璃廠訪書，記錄了對多種珍稀版本的鑒定過程。

三、實地考察與文獻記載的互證方法

他善於將實地考察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1926年5月10日記搜訪遼陽古碑，1934年4月1日記重訪東京城尋祖墓，都是這一方法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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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時代的轉折：晚年學術的轉向與適應（1949-1956）（約2.8萬字）

（本章主要依據第十冊日記，約1956年5月至12月）

第一節 新中國初期的學術選擇

一、從國史館到科學院：機構變遷中的個人選擇

1949年後，金毓黻選擇留在大陸，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兼任教授，後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員。這一選擇，決定了他後半生的學術道路。

二、對新政權的觀察與接納

日記中對新政權的觀察逐漸增多。1956年，他記錄了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思考：「我建議，在百家爭鳴四字之下，再加上殊途同歸四字，則其意義更覺分外明顯。」（1956年5月28日）這種積極回應，體現了他對新時代學術政策的接納。

三、學術研究重點的調整

他的研究視角發生了明顯變化，從過去傳統的考據，轉向關注社會經濟層面的問題。1956年12月，他撰寫《唐代寺院經濟》，探討寺院土地佔有、僧侶戶籍等問題。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與運用

一、哲學講座的詳細記錄

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理論學習，詳細記錄了艾思奇的哲學講座。1956年5月19日，他寫道：「寫作歷史研究文字，應具有三條件：一為理論，二為資料，三為技術。吾所謂理論，即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辯證唯物論，寫作無此基礎，則為無源之水，必不足觀。」

二、對唯物史觀的理解與思考

他努力理解唯物史觀，並嘗試將其運用於史學研究。1956年5月31日，他記錄了艾思奇講「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筆記，並加以思考。

三、理論學習對寫作風格的影響

他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寫作風格，力圖克服「重複拖沓」的毛病，追求「整潔生動」的現代語言：「近來寫一短作，幾乎不成文理。實由心粗氣浮，不肯細心讀書之過。」（1956年6月14日）

第三節 「百家爭鳴」語境下的學術參與

一、對「百家爭鳴」政策的深入思考

他敏銳地把握住了「百家爭鳴」政策對學術界的意義，並提出自己的見解：「百家爭鳴決不是亂鳴，而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基礎上爭鳴。」（1956年6月12日，引唐立庵語）

二、參與學術規劃的討論

1956年6月，他參加中國科學院為討論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而召集的會議，並積極發言。日記中記錄了會議的討論情況和自己的思考。

三、與當代學者的學術對話

他對陳寅恪、岑仲勉等當代學者的著作進行深入研讀與評論：「陳、岑二氏有一共同之點，即不甚信唐、宋人諸鉅作，而引瑣闕雜記及葉水心等泛論不衷之言，以駁斥接近第一手史料之作風，尚待考慮，其是否正確。」（1956年6月20日）

第四節 晚年學術活動的多元展開

一、《中國地震資料年表》的編纂

他參與編纂《中國地震資料年表》，體現了科學研究為國計民生服務的思想。1956年6月5日，他寫道：「近幾日內集中精力修改地震資料小結已有相當的進步。」

二、李自成歸宿問題的考證

他對李自成最終歸宿的考證，體現了將傳統考據與現代史學意識相結合的努力：「我等考證史事，並不重視民間傳說，但必須與書傳記載密切聯絡，求得一致之論，否則不敢輕取。」（1956年10月12日）

三、金石考證的延續：遼重熙經幢考證

他對金石學的興趣持續到晚年。1956年10月，他撰寫《遼重熙經幢考證》，對新發現的遼代經幢進行考釋：「由此可以推得經幢『昭』下之缺字必為『孝』，燕主大王者即為燕王之尊稱。」（195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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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時代巨變中的心靈史：日記中的自我、他者與世界（約2.8萬字）

第一節 日記書寫的自我功能：修身、記錄與對話

一、從曾國藩、李慈銘到金毓黻：日記傳統的繼承

金毓黻在日記開卷即明其志：「余自讀李氏日記有所觸發，復續前業，期後此每日必有所記，毋潦草自欺，毋作輟無恒，而其體例一依李氏，庶幾為進德修業之一助耳。」（1920年3月卷首）「李氏」即李慈銘，其《越縵堂日記》為近代學人日記的典範。金毓黻明確以「進德修業」為日記書寫的目的，體現了傳統士人修身傳統的延續。

二、日記中的自我省思與道德修養

日記中充滿了對自我的反省與告誡。1924年9月28日，他寫道：「余性好躁怒，最足傷身，宜切戒之。」這種自我告誡，既是修身實踐，也是情感調節。

三、日記作為「良友」：孤獨中的精神陪伴

他將日記視為「良友」：「僕伏處一室，常以筆硯自遣。每有歡欣抑塞，輒於日記發之。敝帚自珍，比於良友。」（《前言》引日記）在孤獨中，日記成為他傾訴的對象、對話的夥伴。

第二節 師友交往與學術網絡

一、師輩：白永貞、世仁甫、黃侃等人的影響

白永貞的知遇之恩，他終生銘記。對黃侃的追念，也屢見於日記：「回憶當日鄉友講習之樂，已渺如隔世矣！」（1923年10月1日）

二、友朋：袁潔珊、景武平、王寒川等人的學術與詩情

在東北時期，他與袁潔珊、景武平等人往來密切。在三台時期，他與王寒川、陳誦洛等人詩歌唱和。這些交往，既是學術交流，也是情感寄託。

三、後學：對青年學生的提攜與教導

他對青年學生的提攜不遺餘力。晚年對卞孝萱、王崇武等人的指導，可見其師者風範：「卞君孝萱來談，關於調用一事已向其會主要負責人談過，已允照其志願辦理。」（1956年5月21日）

第三節 家庭情感與個人生活

一、父母之喪的哀痛記錄

1934年5月26日，他記錄母親病逝：「嗚呼，痛哉！……摧心躄踊，其何能及！」這段記載，情感真摯，令人動容。

二、對妻子兒女的牽掛與教誨

1943年2月23日，他為四子長振從軍賦詩：「投筆從戎氣象殊，春風縱轡即征途。」（按：此條見於第八冊日記）這種牽掛與教誨，體現了深沉的父愛。

三、家國之間：個人情感與時代命運的交織

他的家庭情感始終與時代命運交織在一起。1948年，他在戰亂中為家人安危憂心忡忡；1956年，他在新中國的安定中享受天倫之樂。這種個人與時代的交織，是日記中最動人的部分。

第四節 對時局的觀察與思考

一、從軍閥混戰到抗日戰爭：日記中的時代記錄

1920年7月17日，他記錄直皖戰爭：「此一番慘劇，為數年來北方所未有也。……風雲之險，日甚一日，小民其何以堪！」1937年10月13日，他痛斥侵略者：「和平與戰爭為矛盾之尤者，世人莫不酷愛和平，而亦有人以攻城爭地為可樂者，所謂以力服人，恃強凌弱，違乎人心之公者也。」

二、戰後離亂中的觀察與思考

1948年，他記錄了戰亂中的社會亂象：「今日事勢非僅令人頭痛，且可痛哭流涕。」（1948年5月23日）

三、新中國初期的社會觀察

1956年，他記錄了新中國的社會變化：「夜詣吉祥團觀李憶蘭等演《拜月記》，情節極佳。」（1956年12月1日）這種記錄，體現了他對新時代生活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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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語：靜晤室中的世界與世界中的靜晤室（約2.8萬字）

第一節 金毓黻學術的整體評價

一、東北史研究的奠基之功

金毓黻以一人之力，在東北史研究上開疆拓土，奠定了現代東北史學的基礎。《渤海國志長編》、《東北通史》、《遼海叢書》等著作，至今仍是研究東北史不可繞過的經典。他對東北民族源流、地理沿革的考證，對東北文獻的系統整理，為後人鋪平了道路。

二、史學史研究的開創之績

他的《中國史學史》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史學史專著，建構了完整的敘述框架，影響了幾代學人。他對中國史學發展脈絡的梳理，對歷代史學大家的評析，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文獻學、金石學的輔翼之業

他以嚴謹的考據、開闊的視野和經世致用的情懷，在宋遼金史、文獻學、金石考古等諸多領域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提出的「三勤」治史原則，是對中國傳統史學方法論的重要貢獻。

第二節 從個案到一般：金毓黻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

一、仕與學的張力：一個時代的共同命題

金毓黻一生徘徊於仕與學之間，這一問題不僅屬於他個人，更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題——在傳統「學優則仕」的慣性與現代學術職業化的轉型之間，如何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二、國難與學術：知識分子的應對之道

從「九一八」到抗戰，再到戰後離亂，金毓黻始終以學術回應時代。他的選擇，代表了一類知識分子的應對之道——以學術為精神寄託，以著述為歷史見證。

三、傳統與現代：學術轉型中的個體選擇

從傳統考據學到現代史學，從文言寫作到現代語言，從「為己之學」到服務社會——金毓黻的學術歷程，完整地見證了中國史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第三節 從舊時代到新時代：知識分子的轉折與適應

一、1949年的選擇：去與留的抉擇

1949年前後，許多知識分子面臨去留的抉擇。金毓黻選擇留在大陸，這一選擇決定了他後半生的命運。日記中雖未詳述這一抉擇的過程，但從其後的行蹤可以推知，他選擇了留在北平。

二、思想改造與學術轉向

1950年代，他經歷了思想改造的過程。日記中記錄了他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參加政治學習、進行自我批評的情況。1956年5月19日，他寫道：「寫作歷史研究文字，應具有三條件：一為理論，二為資料，三為技術。吾所謂理論，即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辯證唯物論。」

三、晚年學術的延續與創新

儘管思想發生了變化，但他的學術品質——嚴謹的考據、對原始資料的重視、以及「實事求是」的精神——貫穿始終。他將清代樸學的傳統與現代史學的視角（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展現了中國史學在轉型期的複雜圖景。

第四節 日記作為史料的價值與限度

一、日記的真實性問題：自我審查與刻意書寫

日記作為私人書寫，其真實性並非絕對。金毓黻在日記中也有自我審查和刻意書寫。尤其是在「九一八」後的淪陷時期，日記中出現了明顯的隱晦與空白。這種書寫策略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二、日記的選擇性記錄：什麼被寫下，什麼被遺忘

日記記錄了什麼，遺忘了什麼，本身就是一種選擇。金毓黻的日記以學術記錄為主，個人情感雖有涉及，但相對克制。這種選擇性記錄，反映了他對日記功能的定位——以「進德修業」為目的，而非純粹的個人情感宣洩。

三、從日記重構心靈史的方法論反思

從日記重構心靈史，需要警惕將日記簡單等同於「心靈實錄」的傾向。日記是經過選擇、加工、甚至自我審查的書寫。研究者需要在文本分析中，辨識日記書寫的策略、動機與語境，才能更深入地觸及心靈的真實。

第五節 未盡的課題與研究展望

一、金毓黻晚年日記的深入研究

本書對金毓黻晚年日記（1949-1956）的探討，仍屬初步。這一時期的日記還有大量內容值得深入研究，如他對新中國學術政策的回應、與學界同人的交往、具體研究項目的展開等。

二、從《靜晤室日記》看民國學術生態

《靜晤室日記》記錄了金毓黻與眾多學界師友的交往，為研究民國學術生態提供了豐富素材。這一方向值得進一步拓展。

三、日記史學的未來可能

隨著日記史料的陸續出版，日記史學成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如何將日記作為獨立史料，構建「人史互證」的研究範式，如何將微觀史學與宏觀史學相結合，如何借鑑閱讀史、書寫史、情感史等新方法——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四、金毓黻的完整意義

金毓黻的一生，完整地映照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抉擇。從遼東農家子到北京大學學生，從東北政界要員到流亡學者，從戰後離亂到新中國的學術建設——他的一生，是近代中國歷史變遷的微觀縮影。他曾自述：「吾人一生，何事不可作電影觀乎！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曹子桓云：『日月逝於上，則體貌衰於下。』此情正如影片之遇而不留，機聲軋軋之相催不已，而年華似水，轉眼便成陳迹，不亦令人廢然耶。」（1923年7月18日）然而，正是這份對時光流逝的清醒認識，使他更加珍惜每一寸光陰，用筆墨為後人留下了如此豐富的精神遺產。

他的日記，讓我們得以穿越時空，與這位前輩學人進行一場跨越百年的對話，感受他的心靈脈動，汲取他的精神力量。他曾言：「余夙不信任命運之說，故不算命問卜，然遇有拂意事亦不能不委之於命運。」（1947年12月26日）但他更相信的是自己的努力：「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真至言也。」（1956年7月12日）

在中國史學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漫長征程中，金毓黻以其畢生的努力，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他的名字，將永遠鐫刻在中國史學的輝煌殿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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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約1.5萬字）

附錄一：金毓黻學術年表（增訂版，涵蓋1887-1962年）

附錄二：《靜晤室日記》所涉主要人物小傳（增訂版，增加第八至十冊中出現的重要人物）

附錄三：金毓黻著述繫年要目（增訂版，補充晚年著述）

附錄四：主要參考文獻（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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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約0.6萬字） 

一、基本史料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全十冊），瀋陽：遼瀋書社，1993年。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手稿影印本（部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收入《遼海叢書》，瀋陽：�瀋書社，1985年影印本。

金毓黻：《東北通史》（上編），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1941年。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年。

金毓黻：《宋遼金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

金毓黻：《遼海叢書》（編印），瀋陽：遼海書社，1931-1936年。

金毓黻：《東北文獻零拾》，重慶：獨立出版社，1944年。

金毓黻：《奉天通志》（主編），瀋陽：奉天通志館，1934年。

金毓黻：《明清內閣大庫史料》（第一輯），瀋陽：東北圖書館，1949年。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修訂本。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新校本。

金毓黻：《東北通史》，長春：《社會科學戰線》編輯部，1981年再版。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選錄）。

金毓黻：《千華山館詩存》，稿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二、相關檔案與文獻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檔案（1950-195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北京大學檔案（1913-1916，1949-1952），北京：北京大學檔案館藏。

東北大學檔案（1942-1945），瀋陽：遼寧省檔案館藏。

國史館檔案（1947-1949），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三、研究論著（約50種）

（一）金毓黻研究專著與論文集

1. 范壽琨、佟冬主編：《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瀋陽：遼瀋書社，1993年。
2. 佟冬主編：《金毓黻學術年譜》（初稿），長春：《學術研究叢刊》編輯部，1987年。
3. 遼寧省遼陽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金毓黻紀念文集》，遼陽：內部刊行，1992年。

（二）中國史學史相關著作

4.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教本》，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6.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7. 瞿林東：《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8. 謝保成：《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9. 謝保成：《民國史學述論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0. 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11. 倉修良：《中國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2. 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13. 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14. 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15. 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16. 桑兵：《民國學人的學術精神與治學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17. 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
18.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
19. 張廣智：《西方史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20. 王晴佳：《中國史學的世紀回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三）東北史研究相關著作

21. 傅斯年等：《東北史綱》，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年。
22. 卞宗孟：《東北史研究綱要》，瀋陽：東北大學文科研究所，1943年。
23. 蕭一山：《清代東北之開發》，重慶：建國出版社，1942年。
24. 張博泉：《東北地方史稿》，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5年。
25. 佟冬主編：《中國東北史》（六卷本），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2006年。
26. 薛虹、李澍田主編：《中國東北通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27. 程妮娜：《東北史》，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年。
28. 王綿厚：《東北古代交通》，瀋陽：瀋陽出版社，1990年。
29. 孫進己：《東北民族源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30. 楊余練：《清代東北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

（四）渤海國、遼金史研究相關著作

31. 王承禮：《渤海簡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32. 王承禮：《中國東北的渤海國與東北亞》，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3. 孫玉良：《渤海史料類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4. 魏國忠：《渤海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35. 陳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36. 陳述：《遼金史論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
37. 張博泉：《金史簡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
38. 宋德金：《遼金論稿》，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39. 劉浦江：《遼金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40. 劉浦江：《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五）日記學、閱讀史與知識分子研究相關著作

41. 陳左高：《中國日記史略》，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0年。
42. 鄒振環：《日記文獻與社會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43. 張志強：《晚清日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
44. 李長莉：《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45. 章清：《學術社會：近代中國的“學術”與“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46.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7.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
48.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9. 許紀霖：《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50. 許紀霖：《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六）英文研究論著

51.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52. Cyrus Young Chen, Writing “Northeastern” History: Jin Yufu and the Transnational Dynamics of Ethno-Racial Historiography in Modern Northeast Asi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19. 
53. 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54. Joshua A. Fogel,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ssays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rmonk: M.E. Sharpe, 1995.
55.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56. Tessa Morris-Suzuki, Re-Inventing Japan: Time, Space, Na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8.
57.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四、期刊論文（約80篇）

（一）金毓黻研究綜合論文

1. 金景芳：〈金毓黻傳略〉，《史學史研究》，1986年第3期，頁71-74。
2. 邢玉林：〈東北史壇巨擘金毓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頁96-99。
3. 王鼎：〈瀋陽才子 史壇名家——金毓黻生平事略〉，《圖書館學刊》，1987年第5期，頁20-24。
4. 范壽琨：〈披沙揀金 銖積寸累——記勤奮治學的金毓黻先生〉，《學術研究叢刊》，1987年第4期，頁21-27。
5. 范壽琨：〈記金毓黻先生的治學道路與學術成就〉，《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第2期。
6. 霍明琨、曲强：〈大陸近三十年金毓黻研究綜述〉，《黑河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
7. 霍明琨：〈東北史壇巨擘金毓黻早年治學轉折點探析〉，《黑龍江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8. 初國卿：〈金毓黻與繆潤紱〉，《文化學刊》，2012年第4期，頁173-176。
9. 初國卿：〈遼海兩大師的學術情誼——紀念金毓黻逝世50週年李文信逝世30週年〉，《芒種》，2012年第192期，頁38-41。
10. 張振鶴：〈金毓黻先生與《靜晤室日記》〉，《學術研究叢刊》，1987年第4期。
11. 關嘉祿：〈金毓黻先生與東北史研究〉，《遼寧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

（二）金毓黻日記研究相關論文

12. 張威：〈《靜晤室日記》的史料價值〉，《社會科學戰線》，1995年第2期。
13. 沈忱：〈《靜晤室日記》與金毓黻的學術生活〉，《歷史文獻研究》，2010年總第29輯。
14. 王記錄：〈金毓黻《靜晤室日記》中的史學思想〉，《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5年卷。
15. 趙慶雲：〈《靜晤室日記》所見金毓黻與學界交遊考〉，《近代中國研究集刊》，2017年。
16. 陳勇、李江：〈《靜晤室日記》與金毓黻的學術交往〉，《史學史研究》，2018年第3期。
17. 王夏剛：〈金毓黻對唯物史觀的體認——以《靜晤室日記》為中心〉，《齊魯學刊》，2018年第6期。
18. 陳鵬：〈政治轉型期中的歷史學家——以金毓黻、顧頡剛、夏鼐的日記為中心〉，《史學月刊》，2016年第4期。
19. 吳忠良：〈《靜晤室日記》所見金毓黻與傅斯年的交往〉，《蘭台世界》，2015年第28期。
20. 吳忠良：〈《靜晤室日記》所見金毓黻與柳詒徵的學術情誼〉，《歷史文獻研究》，2016年總第37輯。
21. 范鐵權：〈困厄中的堅守——以《靜晤室日記》為中心看金毓黻在淪陷時期的學術活動〉，《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9年卷。

（三）東北史研究相關論文

22. 榮文庫：〈試評金毓黻的東北地方史研究〉，《遼寧大學學報》，1994年第5期。
23. 鄭雲波、姜華昌：〈金毓黻是愛國主義史學家——兼論其對東北史、渤海史研究的貢獻〉，《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
24. 王夏剛：〈論抗戰時期的中國東北史研究〉，《大連大學學報》，2005年第26卷第5期，頁91-95。
25. 朱慈恩：〈金毓黻與《東北通史》〉，《蘭州學刊》，2008年第11期。
26. 定宜庄：〈《東北通史》評介〉，《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2期，頁22-23。
27. 武麗瑋：〈傅斯年《東北史綱》與金毓黻《東北通史》之比較〉，《長治學院學報》，2011年第28卷第4期，頁77-80。
28. 焦潤明：〈九一八後中國知識界駁斥日本侵華謬論考〉，《學術交流》，2015年第9期。
29. 焦潤明、鄒海英：〈傅斯年與東北史研究〉，《東北史地》，2014年第6期。
30. 李春光：〈金毓黻赴日搜求東北史地文獻考略〉，《遼寧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頁79-82。
31. 王慶丰：〈金毓黻與《遼海叢書》〉，《社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1期，頁70-74。
32. 甘孺：〈遼海叢書〉，《史學集刊》，1982年第2期，頁71。

（四）渤海國史研究相關論文

33. 王成國：〈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評介〉，《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
34. 王成國：〈唐代渤海國姓氏研究〉，《北方論叢》，2005年第4期，頁96-100。
35. 姚玉成：〈渤海俗所貴者“太白之菟”考辨〉，《史學集刊》，2008年第2期，頁75-80。
36. 宋玉祥：〈金毓黻渤海國史研究的學術貢獻〉，《東北史地》，2010年第3期。
37. 李東源：〈《渤海國志長編》的成就與不足〉，《黑龍江民族叢刊》，1992年第4期。
38. 范恩實：〈《渤海國志長編》的學術價值〉，《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8期。
39. 鄭永振：〈渤海國史研究百年回顧〉，《延邊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40. 金在善：〈韓國學界對渤海史的研究〉，《當代韓國》，2002年第4期。
41. 石方：〈日本學者的渤海史研究〉，《學習與探索》，2014年第6期。
42. [韓]宋基豪著、李東源譯：〈渤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東北亞歷史與考古信息》，1988年第1期。
43. [韓]韓圭哲：〈韓國的渤海史研究現狀與課題〉，《遼寧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44. [日]鳥山喜一：〈渤海史研究的現狀〉，《歷史學研究》，1937年第7卷第4期。
45. [韓]윤재운、김종복：〈金毓黻의 『渤海國志長編』 집필의 역설 : 선망과 거부, 협력과 저항의 이중주〉（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撰寫的悖論：羨慕與拒絕、合作與抵抗的二重奏），《高句麗渤海研究》，2025年第83輯，頁357-393。

（五）中國史學史研究相關論文

46. 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重讀金毓黻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煙台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頁47-51。
47. 周文玖：〈從梁啟超到白壽彝——中國史學史學科發展的學術系譜〉，《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頁98-103。
48. 張凱：〈傳統史學的改造與新史的編纂——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的旨趣〉，《湖南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49. 張凱：〈金毓黻《中國史學史》與學術轉型〉，《史學理論研究》，2012年第3期。
50. 王東：〈金毓黻與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建立〉，《學術月刊》，2003年第5期。
51. 陳其泰：〈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的學術地位〉，《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
52. 胡逢祥：〈金毓黻與中國史學史研究〉，《歷史教學問題》，2005年第3期。
53. 向燕南：〈金毓黻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貢獻〉，《史學史研究》，2006年第1期。
54. 李勇：〈金毓黻《中國史學史》與西方史學〉，《學術探索》，2007年第2期。
55. 趙梅春：〈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的編纂特點〉，《蘭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56. 張越：〈金毓黻與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1期。
57. 王傳：〈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的史學史意識〉，《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2年卷。

（六）宋遼金史研究相關論文

58. 景愛：〈金毓黻與遼金史研究〉，《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
59. 宋德金：〈金毓黻對遼金史的貢獻〉，《遼金史論集》，第9輯，1996年。
60. 劉浦江：〈金毓黻與遼金史研究〉，《學術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1. 劉浦江：〈民國時期的遼金史研究〉，《讀書》，1999年第10期。
62. 關樹東：〈金毓黻《宋遼金史》的學術價值〉，《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第5期。
63. 李錫厚：〈金毓黻先生與遼金史研究〉，《遼金歷史與考古》，2010年。
64. 王善軍：〈金毓黻的宋遼金史研究述論〉，《宋史研究論叢》，2012年。

（七）金毓黻與學界交遊研究論文

65. 金恩輝：〈學者的品德、友誼和骨氣——兼談王重民先生和金毓黻先生君子之交〉，《圖書館學刊》，1999年第1期，頁61-63。
66. 周勵：〈金毓黻與羅振玉的學術交往〉，《歷史文獻研究》，2008年總第27輯。
67. 周勵：〈金毓黻與王國維的學術淵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9年第3期。
68. 王曉華：〈金毓黻與傅斯年交遊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69. 王曉華：〈金毓黻與柳詒徵的學術情誼〉，《民國檔案》，2011年第2期。
70. 吳忠良：〈金毓黻與陳寅恪的學術交往〉，《東方論壇》，2014年第3期。
71. 吳忠良：〈金毓黻與顧頡剛的交遊與學術互動〉，《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
72. 邱實：〈陳述與金毓黻學術交遊考——以遼金史研究為中心〉，《內江師範學院學報》，2023年第38卷第11期，頁85-91。
73. 邱實：〈困厄與堅守：僑寓時期金毓黻與學界交往考述〉，《史學史研究》，2024年第2期。

（八）金毓黻晚年學術轉向研究論文

74. 陳其泰：〈建國後金毓黻的史學思想〉，《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2期。
75. 周文玖：〈金毓黻與新中國的史學建設〉，《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03年卷。
76. 張越：〈新中國初期金毓黻的學術選擇〉，《史學月刊》，2009年第8期。
77. 王記錄：〈1950年代金毓黻的學術轉向〉，《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
78. 陳勇：〈金毓黻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接受與運用〉，《史學理論研究》，2015年第3期。
79. 王傳：〈金毓黻晚年學術思想變遷析論〉，《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1期。
80. 陳鵬：〈政治轉型期歷史學家的心靈圖景——以金毓黻、顧頡剛、夏鼐日記為中心的考察〉，《史學月刊》，2016年第4期。

（九）英文期刊論文

81. Cyrus Young Chen, "Writing Northeastern History: Jin Yufu and the Transnational Origins of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18, 43(2), pp. 115-137.
82. Q. Edward Wang, "Between Myth and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Past in Modern East Asia," History and Theory, 2015, 54(4), pp. 76-96.
83. Joshua A. Fogel,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0, 49(3), pp. 635-637.
84. Prasenjit Duara,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1998, 37(3), pp. 287-308.
85. Stefan Tanaka, "Imagining History: The Place of the Past in Modern Jap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5, 100(4), pp. 1195-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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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說明（增訂版）

核心方法：全書以《靜晤室日記》為核心史料，力求每一論斷都有日記原文支撐。日記引文將嚴格核對原書，註明具體日期，並注重日記書寫的語境與策略。對於日記中的隱晦與空白，將結合其他史料進行推敲，但不作過度推測。

結構設計：九章設計體現了「生平—學術—心靈」三個層次，前三章按時間順序，第四章至第七章按主題，第八章回歸心靈，第九章總結提升。新增的第八至十冊內容，主要體現在第三章（戰後部分）、第七章（晚年轉向）和第八章（心靈史延伸）中。每章內部的小節設計力求均衡，每節約5000-6000字。

問題意識：全書貫穿的核心問題是「一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跨越三個時代的巨變中安身立命」。通過金毓黻的個案，折射出那一代學人的共同命運與精神選擇。增訂版特別關注1949年前後知識分子的轉折與適應，以及傳統學術在現代轉型中的命運。

學術創新：本書力圖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將日記視為獨立史料，而不僅僅是傳記的輔助材料；構建「人史互證」的研究範式；將學術史、心態史、閱讀史、情感史相結合；注重金毓黻詩歌創作與學術研究的內在關聯；完整呈現知識分子在舊時代終結與新時代開啟之際的轉折與適應；對日記書寫策略進行文本分析，揭示書寫背後的深層意涵。

目標讀者：中國近代史、學術史研究者，對知識分子問題感興趣的學者，以及關心日記史學的專業讀者。增訂版特別適合關注1949年前後知識分子轉型問題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