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陳之藩

不讀他的散文，不知道何謂言簡意賅。

讀他的散文，始知道大時代下的書生憂國。

去年年初，一口氣讀了他的幾本散文集（《在春風裡》、《時空之海》和《劍河倒影》），大多是寫於六十至七十年代。今日再讀，仍覺春風沐日，久久不能釋手，卻又不能釋懷。

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一個連仗義也被齒冷的時代。

「一個時代，總應該有個把言行高潔的志士，如果沒有，應該有個把叱吒風雲的英雄，再沒有，也應該有個把豪邁不羈的好漢，如果連這類屠狗的人全找不到，這個時代就太可憐了。」（〈願天早生聖人〉（寫於1961年8月19日），頁18）

六十年代後的今天，他這一番話仍然是對的。

「不客氣說，這幾十年的中國的大學教育有個大毛病，就是太重視留學生，太不注意自己所培養的人才。似乎是未出過國的，都是飯桶；更似乎是凡出過國的都是能臣。這已不是留學生不留學生的問題，這實在是八股文的復活。正是《儒林外史》上所說的，『沒有功名哪個給你宮兒做。』留學生的確能開眼界，長知識的。可是並不是唯一的標準，不能出國而能努力的也得給他們一些機會，至少也得給他們一些希望。（頁94）......人才全給活生生的壓死了。（頁95）......從政府到學校，天天在嚷沒有人才，而人才就在面前。並不是出了國才是人才，也不是出了國才會教書，才會作研究。不是沒有人才，是沒有識人才的眼睛，不是沒有良馬，而一些根本未見過馬的人自欺為伯樂而已」（〈第五信－－紀念適之先生之七〉（寫於1962年3月9日），頁95-6）

中國文化到了今天，還有價值嗎？

「如果中國文化是犯了滔天大罪的一個罪犯，也需要請一律師為之辯護，這是人類起碼的文明。萬一在辯論中發現了百分之九十九為非，這百分之一的是仍是有存在價值的。因為文明不是忽有一天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是忽有一夕由地下挖出來的；而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浸漬出來的。誰也沒有權利把它一筆抹殺。（頁5-6）

談到胡適之「常常提到，過激的主張也許可以由社會的惰性所中和」。「但胡適之先生沒有預料到的是中國社會的沒有重量，也就沒有惰性，是一群輕飄飄與一種一窩蜂的文化，讓魯迅這種颶風一吹，就大風起兮雲飛揚。」（〈進步與保守〉，頁8）

徐志摩和劍橋。下一代的香港中學生大概不會知道兩者有甚麼關聯了。

「我常常想：我們中國如果有個劍橋，如果出個凱因斯，也許生靈塗炭不至於到今天這步田地。因為沒有真正陶鑄人才的地方，所以沒有真正人才出現；因為沒有澄明清晰的見解，所以沒有剛毅果敢的決策與作為。」（頁56）
「那麼，怎樣才能辦出一個劍橋來？校旁挖一條河？多買些茶壺茶碗？教授自掏腰包？學生辯到深夜？我有時感到困惑，有時又感到焦灼！」（〈勇者的聲音〉，寫於1969年12月29日，頁57）

我依然記得，一個晚上，我獨自留在辦公室，寂靜中敲著鍵盤，記下這一段；

〈鉛筆與釘子〉最令人動容，臨書而扼腕。前者是物理學家趙忠堯（楊振寧、李政道等的老師）由回國後在昆明的專業，做鉛筆；後者是工程材料學家陸志鴻在重慶時的專業，做釘子。生物工程學家馮元楨說：「國家眼看就要亡了，回國的學者們，不知道能貢獻什麼可以挽救危亡於萬一」「國家就要亡了，大家能做點什麼對國家才有貢獻，不僅是毫不遲疑的馬上捲起袖子去幹，而且是歡天喜地的鄭重其事的去做。趙忠堯的做鉛筆，陸志鴻的造釘子，只是成千上萬的這類故事之一二罷了。」「馮元楨非常平靜的說。我卻不能像馮教授那樣平靜，我只覺得眼睛越來越模糊。」（頁41）我也慢慢地失去視覺了......

最後，容我轉引陳氏紀念胡適的文章作結：

「適之先生，天上好玩嗎？希望您在那兒多演講，多解釋解釋，讓老天爺保佑我們這個可憐的國家，我們這群茫然的孤兒。大家雖然有些過錯甚至罪惡，但心眼兒都還挺好的。大家也決心日行一善，每人先學您一德，希望您保佑我們。」（〈寄－－紀念適之先生之八〉（寫於1962年3月11日），頁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