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ude讀《夏鼐日記》留英時期（二）

  知識的旅行與轉化

夏鼐英國留學期間的學術訓練與現代考古學方法的全球傳播

兼論新帝國史視角下的比較考古知識傳播

以《夏鼐日記》（1935–1941）為中心

  

一、導言：問題意識與研究框架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一批來自亞非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青年學者奔赴英國求學，在牛津、劍橋、倫敦大學等機構接受當時最前沿的學科訓練，爾後攜帶這套知識返回本國，在各自的文化與政治語境中加以轉化、應用，乃至改造與批判。考古學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科之一：它既是殖民帝國解釋「他者」歷史的工具，也在某些情況下成為被殖民或半殖民社會用以建構民族敘事、確立文化主體性的知識資源。

 

夏鼐（1910–1985）的英國留學經歷（1935–1941），是理解這一知識轉移過程的絕佳案例。他在倫敦大學科特奧德研究所（Courtauld Institute）及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先後師從葉慈（W. P. Yetts）、格蘭維爾（Stephen Glanville）、惠勒（Mortimer Wheeler）等人，在梅登堡（Maiden Castle）及埃及、巴勒斯坦的田野中親歷英國考古學的實踐方法，並以皮特里（Flinders Petrie）串珠藏品為核心，系統建立了類型學分析的工作方法。其日記（1935–1941年）以超過四十萬字的一手記錄，詳細呈現了這一學術成形過程的每一個細節。

 

本文擬從三個相互交織的分析維度展開：其一，重構夏鼐英國留學期間的學術生活全貌，包括課程訓練、閱讀活動與田野考察；其二，從全球知識史（global history of knowledge）的視角，分析他如何將英國考古學的方法論工具箱轉化並引介至中國考古實踐；其三，借助新帝國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理論資源，將夏鼐個案置於同期其他非西方背景留英考古學生的比較脈絡之中，藉此審視「知識帝國主義」（epistemic imperialism）論述的局限，以及知識流動的多向性、能動性與在地創造性。

 

二、英國留學期間的學術生活

（一）課程訓練：兩個機構，兩種知識傳統

1. 科特奧德研究所與葉慈的中國考古藝術史訓練（1935–1936）

夏鼐抵英後的第一個學術站是倫敦大學科特奧德研究所，師從葉慈（Walter Perceval Yetts, 1878–1957）。葉慈是英國最重要的中國藝術史學者之一，尤精於中國青銅器與玉器研究。夏鼐在這一階段修讀的課程包括：中國考古與藝術史、中國鏡研究、唐代陶器、中國岩石與礦物學、考古材料整理方法，以及普通測量學。

 

日記記錄顯示，這個階段的訓練以博物館為主要場域。夏鼐幾乎每日流連倫敦各大博物館，尤其是大英博物館，仔細觀摩館藏中國青銅器、玉器、陶器，並逐件與故宮出版的明信片圖錄核對，培養了一種以實物為中心的鑑定眼光。1935年10月，他在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上偶遇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雙方就商周青銅器的真偽問題交換意見——這一細節顯示，科特奧德的訓練使他迅速進入了國際漢學家的討論網絡。

 

然而，夏鼐對這一階段的訓練逐漸感到不滿。他在1936年3月的日記中寫道：「我真想離開這兒，改學埃及學或史前考古學。」這句話揭示了他的不滿之源：葉慈的教學屬於傳統的藝術史與文物鑑定傳統，缺乏夏鼐在安陽殷墟田野中初步接觸的那種嚴格的地層學方法與統計分析工具。他批評葛維漢（D. C. Graham）的四川考古報告「照相缺失、無比例尺地圖、地層剖面不全、遺物分類混亂」，實際上是在以已見識過的現代田野考古標準，衡量傳統藝術史取向的考古記錄。

 

方法論轉折點  葉慈訓練的核心是「眼學」——以博物館觀摩與文獻比對為基礎的風格分析。夏鼐所渴望的，是一套更具科學性格、能夠與地層、年代、統計相連結的系統方法論。這一矛盾，最終導致了他在1936年7月正式轉攻埃及學的決定。

 

2. 大學學院與格蘭維爾的埃及學訓練（1936–1939）

1936年7月，夏鼐轉入倫敦大學學院（UCL），師從斯蒂芬·格蘭維爾（Stephen R. K. Glanville, 1900–1956）攻讀埃及學，並修讀伽丁納爾（Alan Gardiner）的埃及文字學課程。這一轉向是他整個學術生涯中最具決定性的學科選擇，不只是換了一個研究對象，更是換了一整套認識論工具。

 

格蘭維爾代表的是英國埃及學的科學化傳統，承繼自皮特里的類型學（typology）與統計分析方法。夏鼐在這一階段的課程訓練包括：象形文字語法（以伽丁納爾的《埃及語法》（Egyptian Grammar）為教本）、僧侶體書寫（hieratic script）、埃及歷史與宗教、出土遺物的類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夏鼐在日記中多次記錄了以「中國毛筆書寫僧侶體埃及文」的實驗，並獲伽丁納爾稱許為「新鮮玩意兒」——這一細節頗具象徵意味：他以中國的書寫工具去習得另一個古代文明的書寫體系，身體記憶的嫁接折射出知識流動的複雜性。

 

埃及學的課程訓練為夏鼐提供了以下方法論資源：第一，文字與物質遺存的整合分析；第二，以皮特里序列年代法（sequence dating）為代表的器物類型學；第三，以串珠研究為典型案例的系統遺物分類與圖譜建立。這三項工具，後來都在不同方式下被移植到他的中國考古實踐中。

 

地質學是這一階段不可忽視的輔助訓練。夏鼐在日記中記錄了在倫敦大學的地質學課程選修，以及在博物館研究實驗室向普倫德萊思（H. J. Plenderleith）學習古物保管技術的經歷——開箱、洗刷、編號、陶器修復、銅鐵器清理，這套文物保護的技術訓練在1930年代的中國考古界是極為前沿的，李濟先生此後在書信中多次提及夏鼐在這方面的優勢。

 

（二）閱讀活動：一部知識流動的私人地圖

夏鼐的閱讀紀錄，是這份日記最具知識史價值的部分之一。1938年他在年終盤點時記下全年閱書80部、共計19,534頁（不含小說及雜誌論文），僅這一數字已足以說明他閱讀活動的密度。更重要的是，這些閱讀構成了一張複雜的知識流動網絡，揭示了他在哪些思想脈絡之間穿行，又在哪些知識邊界上作出選擇。

 

（1）理論框架的建構：從文化歷史考古學到比較文化史 夏鼐的理論閱讀集中在兩條軸線上。一是英國的文化歷史考古學傳統，以柴爾德（V. Gordon Childe）為代表。他在1936年系統閱讀柴爾德的《遠古東方新探》（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高度評價其「學識博而深，組織材料之能力，不可多得」。柴爾德的比較文化史方法——以器物類型的相似性追蹤文化的擴散與接觸——為夏鼐提供了一個超越中國邊界、在歐亞大陸範圍內思考史前文化關係的分析框架。

 

二是以皮特里（Flinders Petrie）為代表的類型學傳統。皮特里的《考古學七十年》（Seventy Years in Archaeology）是夏鼐在1935年抵英後最早閱讀的書目之一，此後他系統研讀皮特里在埃及、巴勒斯坦各遺址的發掘報告，包括《拉基什》系列、《巴達里文明》等。皮特里的序列年代法（將陶器類型變化序列化為相對年代的工具）深刻影響了夏鼐此後在中國陶器研究中的思路。

 

（2）田野方法論：惠勒的田野手冊與歐洲案例研究 惠勒（Mortimer Wheeler）對夏鼐的方法論影響主要通過田野而非課堂傳遞，但書面閱讀亦不可忽視。夏鼐詳細閱讀了《劍橋古代史》相關卷次、霍爾（H. R. Hall）的《青銅時代的希臘文明》，以及多種歐洲史前考古的遺址報告，建立了對地層學、航拍考古、遺址測量等現代方法論的系統了解。

 

（3）語言工具：法文、德文的自學 夏鼐深知多語能力是進入國際學術對話的必要條件。他的法文在1937年已能閱讀伯希和的法文著作（雖然自稱「閱時極為吃力」）；1939年他開始自學德文，以便閱讀沙夫（Scharff）的《埃及史前史綱要》，歷時一個多月讀完第一本德文書，「每天看一段或一頁，花上一兩小時翻字典」。這種刻苦的語言擴展，使他日後能夠直接接觸德國、法國的考古文獻，而非依賴翻譯的過濾。

 

（4）批判性閱讀的姿態 夏鼐的閱讀從不是被動接受。他在1936年讀完葛維漢的四川考古報告後逐條批評其田野記錄的缺失；1937年讀完吳金鼎的博士論文後，批評其「強拉到一起，徒顯露科學訓練之乏缺」；1939年讀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評語是「立論未見高明，文章頗為漂亮」。這種對「包裝」與「實質」的區分，體現了一種以方法論為核心的知識判斷標準，而非以名聲或國籍論優劣。

 

閱讀類別	代表性書目與作者
文化歷史考古學理論	柴爾德《遠古東方新探》《歐洲文明的黎明》
埃及學類型學	皮特里系列發掘報告、布倫頓《巴達里文明》
近東考古	哈丁《拉基什》系列、費希爾《巴勒斯坦陶器集成》
古典考古學史	謝里曼回憶錄、霍爾《青銅時代希臘文明》
中國考古學	梁思永、高本漢、李濟等人著作
史前人類學	奧斯本《古石器時代的人類》、柴爾德《人類創造了自身》
史料文獻（古埃及）	希羅多德《史記》、埃伯斯紙草書、布雷斯特德文獻集
語言工具書	伽丁納爾《埃及語法》（英）、沙夫《埃及史前史綱要》（德）

 

（三）田野考察：從梅登堡到埃及、巴勒斯坦的實踐訓練

1. 梅登堡（Maiden Castle, 1936）：惠勒方法的直接傳授

1936年8月，夏鼐作為志願者全程參加了惠勒（Mortimer Wheeler）主持的梅登堡鐵器時代山城遺址發掘，歷時六週。這是他此後整個田野生涯中技術積累最密集的一次訓練，日記對此記錄尤為詳盡，兼具方法論手冊的性質。

 

惠勒在梅登堡確立了他那套後來聞名於世的「惠勒—肯揚法」（Wheeler-Kenyon method）的核心要素：嚴格的方格探溝體系（box trench system）、地層剖面的系統記錄與繪圖、多人分工的組織架構（工人、志願者、記錄員、繪圖員各司其職），以及從地層關係而非單純器物類型確定相對年代的方法論原則。夏鼐在日記中細膩記錄了：

•        用測斜儀（Clinometer）繪製探溝剖面圖的技術細節

•        以「1/2英寸表示1英尺」比例尺製作地層圖的規範

•        水平測量（levelling）在精確高程記錄中的應用

•        新石器時代防禦壕溝的地層分析方法

•        從地層分期確認鐵器時代早期「雙層出入口」格局的論證過程

 

他還主動要求惠勒為他換區工作——「以求得新經驗」——這一細節折射出他對田野方法論系統性的自覺追求，而非被動完成任務。梅登堡六週，使他從一個「讀過田野報告的人」變成了一個「懂得怎樣記錄地層的人」，兩者之間有著根本性的認識論差距。

 

2. 埃及阿爾曼特（Armant, 1938）：英國埃及考察團的工作制度

1937至1938年冬，夏鼐加入英國埃及考察團（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EES）在阿爾曼特的發掘工作，在邁爾斯（O. H. Myers）指導下工作。日記對這次田野的記錄堪稱一份田野組織學的教科書：

 

在工人管理制度方面，他詳細記錄了工資分級（童工日薪3皮亞斯特，普通工人6皮亞斯特）、工資單管理、以顏色區分等級的系統；工作時間從日出至傍晚5時，設多次休息。在發掘技術方面，他記錄了撒哈拉遺址地面調查時以統計方法分析巴達里文化、撒哈拉陶器、王朝時期陶片分布關係的方法，繪製分布圖（Distribution Diagram），並以米厘格紙作曲線表示各文化遺物頻率的相互關係——這是一種原始的空間統計學應用。

 

他還在托勒密神廟工作中學習了銘刻記錄的技術：抄錄銘刻碎塊、對照埃及文文理補充磨損題刻，以及用石蠟（Paraffin Wax）加固石像題刻的文物保護操作。邁爾斯對考古報告出版規範的看法——「正式報告應在發掘後10年內出版」——及其以卡片索引（Card Index）建立埃及學家名錄（3,000卡片）的組織方法，都在夏鼐日記中留下了印記，並在他日後主持中國發掘時有所體現。

 

3. 巴勒斯坦拉基什（Lachish, 1938）：跨文化田野比較

1938年3至4月，夏鼐轉赴巴勒斯坦Tell ed-Duweir（即聖經中的拉基什），參加由哈丁（G. Lankester Harding）主持的發掘工作。這次田野的意義在於提供了一個與埃及相異的田野工作體系的直接比較：不同的工人組織制度（月薪制而非日薪制）、不同的收工方式（哨聲而非喇叭）、不同的遺物類型（鐵器時代聖甲蟲形寶石）。

 

在耶路撒冷，他拜訪費希爾博士（Dr. Fisher），觀摩其《巴勒斯坦陶器集成》的編排方法，並詳細記錄了洛克菲勒博物館（Palestine Archaeological Museum）當時最新的建築設計與藏品布局。這種對博物館陳列體系的關注，反映了他對「如何組織和展示考古知識」的持續思考。

 

梅登堡、阿爾曼特、拉基什三處田野的串聯，使夏鼐建立了一個橫跨英國本土史前遺址、埃及新石器—王朝遺址、巴勒斯坦鐵器時代遺址的比較田野視野，這在同時代的中國考古學家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

 

三、全球知識史視角：知識工具箱的轉化與引介

（一）知識傳播的「包裹」（package）問題

在全球知識史的研究傳統中，卡波拉（Kapila）、芬恩（Finn）、班那吉（Bannerjee）等學者都注意到一個核心問題：當知識從一個文化語境向另一個文化語境流動時，它不會「原封不動」地移植，而必然經歷「翻譯」（translation）、「適應」（adaptation）或「競爭性重構」（competitive reformulation）的過程。夏鼐從英國帶回中國的，不是「考古學」這個抽象整體，而是一個具體的方法論工具箱（methodological toolkit），其中包含若干彼此相對獨立的知識元件，各有其在中國語境中的命運。

 

這個工具箱的主要元件，可以按照「是否在中國考古現場找到落腳點」分為三類：

 

1. 成功轉移的元件：地層學方法論

惠勒在梅登堡傳授的地層學記錄規範——方格探溝、剖面繪圖、地層標號、高程測量——是夏鼐帶回中國最完整、也最直接應用的方法論元件。1941年在彭山漢代崖墓發掘中，他系統應用了探溝剖面圖繪製、遺物分層登記、崖墓平面圖測量（250分之一比例尺）等技術，並與陳明達合作完成寨子山的崖墓位置圖。

 

更重要的是制度化傳遞。夏鼐在1941年回國後不僅應用這些技術，更將其語言化、規範化，整理為可教授、可傳遞的程序。1958年他主導制定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被學界公認為中國現代田野考古學的奠基性規範文件，其核心原則與他在梅登堡學到的惠勒方法有著清晰的繼承關係。

 

2. 修正性轉移的元件：類型學方法

類型學（typology）是一個更複雜的案例。皮特里的類型學——以器物形態的系統分類建立相對年代序列——在埃及的應用以大規模陶器統計為基礎，依賴於標準化程度極高的遺物組合。夏鼐在開羅博物院完成的皮特里串珠研究，是這套方法的典型示範：逐件登記、建立類型索引、繪製類型圖版、以統計方法分析類型分布與文化年代的關係。

 

然而，在中國考古的語境中，這套方法遭遇了兩個挑戰：其一，中國遺址的遺物組合遠比埃及多樣，缺乏埃及陶器那樣的序列化「指向器物」（type fossil）；其二，中國考古學在1940至1950年代正在從「文物鑑定」向「文化史重構」過渡，所需的類型學工具需要重新校準。夏鼐的應對是：保留類型學的分析原則，但根據中國考古資料的特性調整操作細節，並在具體研究（如馬家窯文化彩陶分類、楚秦漢文化的界定等）中以更靈活的方式應用類型學思維。

 

3. 結構性制約的元件：序列年代法

皮特里序列年代法（sequence dating）在中國的遭遇，則體現了知識轉移中「結構性制約」的問題。這套方法依賴於大量閉合遺物組合（closed finds）的統計分析，在缺乏文字記錄的史前時期特別有效。但在中國考古學中，文獻記載、金文銘刻等文字材料始終與出土遺物共存，如何協調文字年代與類型學年代的關係，是一個在中國語境中尤為突出的方法論難題。夏鼐在日後的研究中，傾向於以文字材料作為類型學分期的錨點，而非讓類型學凌駕於文獻之上——這是一種對原版方法的有意識修正，而非單純的技術移植。

 

（二）轉化的媒介：日記作為知識翻譯的場域

夏鼐的日記本身，就是一個知識翻譯的場域。在英文與中文、田野技術記錄與個人感悟、學術討論與時局評述之間，他不斷在兩種知識傳統之間進行翻譯。幾個典型的翻譯場景值得特別關注：

 

第一，用中文毛筆書寫埃及僧侶體文字。這不只是技術上的嫁接，而是兩種書寫傳統在身體層面的接觸。伽丁納爾的稱許背後，是一個有趣的認識論事實：對某些筆畫特徵的處理，中國書法的訓練確實提供了獨特的身體資源。

 

第二，用中文詞彙解釋埃及語詞。夏鼐在1937年11月記錄了在課堂上用中文解釋一個難譯的埃及語詞，令伽丁納爾大加讚賞，並邀他投稿《埃及考古學雜誌》（JEA）。中文的語言結構，在此意外地成為理解古埃及語某個語義特徵的分析工具。

 

第三，他在1941年的日記中，多次以中國考古材料比照他在埃及、巴勒斯坦見到的遺物——尤其是在卡拉奇見到現代彩陶時驚覺其與中國半山、馬廠彩陶「極相似」，立即作比較筆記。這種「在看見另一個傳統的瞬間，看見自己傳統」的比較意識，正是全球知識史流動在個體認知層面的顯現。

 

（三）引介的路徑：歸國後的制度化傳播

夏鼐將英國考古學方法引介至中國的路徑，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管道的。根據日記所呈現的線索，可以識別出至少四條路徑：

 

引介路徑	具體表現
田野示範	1941年彭山崖墓發掘，以惠勒式剖面記錄與遺物登記規範進行實地教學
學術評審	為吳禹銘《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撰寫書後意見，以西方田野標準評估中國報告
公開演講	1941年5月在史語所紀念週講述埃及考古學史及個人學習經過，為同仁介紹國際前沿
日記與私人通信	日記本身構成知識流動的記錄媒介，日後亦成為後輩學者的參照文本
制度建設（1950–1980s）	主導制定《田野考古工作規程》（1958），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主持一代學者培訓

 

四、新帝國史視角：知識流動的多向性與比較

（一）舊帝國史的局限：「單向傳播」論的問題

傳統帝國史對「殖民知識」的分析，往往遵循一個「中心—邊陲」的單向傳播模式：知識從歐洲的學術中心（倫敦、巴黎、柏林）流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後者是被動的接受方。塩川伸一、麥克勞德（Roy MacLeod）、范辛格（Dirks）等學者批評了這一模式的三個缺陷：其一，它將「邊陲」學者的主體能動性（agency）隱匿化；其二，它無法解釋知識在流動過程中的修正與批判；其三，它忽視了非西方學者反向影響西方學術的可能性。

 

新帝國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理論轉向，以勒加特斯（Lester）、麥金特斯（McKittrick）、柏頓（Antoinette Burton）等人的工作為代表，強調了幾個關鍵重構：其一，殖民地知識生產者是主動的而非被動的行為者；其二，知識的流動是多向的，包括橫向的非西方學者之間的交流；其三，帝國知識體系內部存在矛盾與競爭，並非鐵板一塊。夏鼐的案例，正好可以用來檢驗這些理論命題。

 

（二）比較框架：同期在英的非西方考古學留學生

與夏鼐同期（1930至1940年代）在英國接受考古學訓練、並將所學知識攜帶回本國的非西方背景學者中，有幾個案例與夏鼐形成了富有啟示性的比較群體：

 

1. 桑卡利亞（H. D. Sankalia）：印度的案例

哈桑慕卡（Hasmukhlal Dhirajlal Sankalia, 1908–1989）是與夏鼐在梅登堡田野中共事的印度考古學者，兩人在日記中有多次交流記錄。桑卡利亞在UCL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回孟買大學，建立了印度最重要的考古學系之一，並主持了那爾馬達河流域（Narmada Valley）和達伊馬巴德（Daimabad）等重要遺址的發掘。

 

桑卡利亞與夏鼐的比較揭示了一個有趣的結構差異：印度的考古學在英國殖民管治框架下，由印度考古調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ASI）主導，這一機構是帝國考古學制度的直接產物。桑卡利亞在把英國方法引介印度時，面對的是一個已然殖民化的學術制度，他既要繼承ASI的框架，又要在其中引入惠勒的「科學化」改革——惠勒本人在1944至1948年擔任ASI總監，直接在印度推行其方法。桑卡利亞因此扮演的是「在殖民制度內部從事科學化革新」的角色，而非夏鼐那樣「在半殖民地的民族主義框架下建立新學科」的角色。

 

相比之下，夏鼐的中國語境使他享有更大的知識自主性：沒有殖民考古學調查局的制度遺產需要繼承或顛覆，只有一個尚在形成中的、以中央研究院為制度核心的中國考古學。這種「白紙」狀態，使他在知識轉移上擁有更多的詮釋空間，但也意味著更沉重的制度建設責任。

 

2. 曾昭燏：同代人的中國案例比較

曾昭燏（1909–1964）是與夏鼐同時代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女考古學家，兩人在倫敦及安陽均有交往。曾昭燏在倫敦大學修讀博物館學與考古學，並赴德留學，獲慕尼黑大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中國青銅器。她返國後任職中央博物院，1941年亦參加了彭山崖墓發掘。

 

曾昭燏與夏鼐的比較，揭示了同一代留英中國考古學者在知識取向上的分化：夏鼐的核心訓練在英國田野方法論（梅登堡）及埃及學類型學（皮特里串珠）；曾昭燏的核心訓練在博物館管理與中國青銅器的藝術史研究，並有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兩人回國後的學術路徑也相應分化：夏鼐走向田野考古的制度化建設；曾昭燏走向博物館學與中國藝術史的融合研究。

 

這一比較說明：即使在同一個「留英」的宏觀框架下，知識流動的路徑和結果也因個人的訓練重點、師承網絡、研究旨趣而呈現出相當大的差異。「從英國學習考古學」並非一個同質化的體驗，而是通過多個不同的知識接口（interface）發生的多元化過程。

 

3. 惠勒在印度的「直接殖民推廣」：對比的反面案例

1944年，惠勒本人以帝國派遣官員的身份擔任印度考古調查局總監，在印度直接推行其田野方法，在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哈拉帕（Harappa）等重要遺址進行大規模發掘。這是「帝國知識直接輸出」的典型模式，與夏鼐、桑卡利亞等人「本土學者接受訓練後自主轉化」的路徑形成鮮明對比。

 

惠勒在印度的工作，從新帝國史的視角看，是一個複雜的案例。一方面，他的田野方法確實提升了印度史前考古的技術水準；另一方面，他對印度河文明的詮釋框架（尤其是將哈拉帕文明的「崩潰」歸因於雅利安入侵的假說），體現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詮釋傾向。他的印度學生（包括桑卡利亞、拉奧（S. R. Rao）等人）在日後都對這一詮釋框架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質疑與修正，體現了「被傳播者」的能動性。

 

夏鼐與惠勒的關係，恰好是另一種模式：他是在梅登堡的田野中以「志願者」而非「學生」身份接受訓練，兩人之間沒有正式的師生制度關係，夏鼐更多是以觀察者的眼光選擇性地吸收惠勒方法論的核心元素。這種「非正式師承」的知識獲取路徑，使他在應用惠勒方法時保留了更大的詮釋自主性。

 

（三）共同性與差異性：比較分析的六個維度

 

比較維度	夏鼐（中國）	桑卡利亞（印度）
政治語境	半殖民地，民族主義高漲	英屬殖民地，1947年後獨立
接收制度	中央研究院（新建中的民族國家學術體制）	ASI（殖民遺產的延續與改革）
英國師承路徑	非正式志願者（梅登堡）＋正式博士生（格蘭維爾）	正式博士生（UCL）
知識轉化模式	選擇性轉移，根據中國遺址特性修正	在殖民制度內進行科學化改革
與殖民考古學的關係	平行發展，無直接繼承關係	部分繼承ASI框架，部分批判
引介後的學術影響	奠定中國田野考古規範體系	奠定印度史前考古研究框架

 

從這一比較中可以引申出幾點理論觀察：

 

觀察一：政治語境決定知識轉移的「底色」 一個國家面對英國考古學知識時的接受姿態，深受其與英國帝國主義關係的影響。作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夏鼐）、作為英屬殖民地的印度（桑卡利亞），以及中歐學術傳統（曾昭燏的德國訓練）三個案例，各自呈現出不同的知識接受姿態：防衛性自主（中國）、制度性嵌入（印度）、多元參照（跨越英德訓練）。

 

觀察二：「直接殖民推廣」與「本土學者自主轉化」的效果差異 惠勒在印度的直接推廣，雖然技術上成效顯著，但在詮釋框架上留下了歐洲中心主義的遺產，需要日後印度本土學者花費數十年加以糾偏。夏鼐這樣的「本土學者自主轉化」模式，雖然初期影響較慢，但在知識的本土適應性和詮釋自主性方面，則具有更強的可持續性。

 

觀察三：知識流動的「多向性」而非「單向傳播」 夏鼐對高本漢溫州方言引用之誤的當場指正（1937年）；他用中文解釋埃及語詞令伽丁納爾驚喜（1937年）；他以中國比較材料豐富皮特里串珠分類體系——這些細節都表明，知識流動並非單純從西方流向中國，而是在接觸過程中產生了雙向的修正與豐富。

 

觀察四：「帝國知識」的內部異質性 英國考古學本身並非鐵板一塊。葉慈的藝術史傳統、格蘭維爾的埃及學傳統、惠勒的田野方法論傳統、皮特里的類型學傳統，各自代表不同的知識路徑，彼此之間存在張力，甚至競爭。夏鼐的留學經歷，是在這個內部異質的場域中進行了主動的選擇——他最終放棄了葉慈的路徑，選擇了格蘭維爾加惠勒的組合。這種主動選擇，本身就是能動性的體現。

 

五、修正過去帝國史研究成果：個案的理論貢獻

（一）對「知識帝國主義」論述的修正

過去的帝國史研究，在討論考古學的知識流動時，往往強調「西方考古學對非西方遺址的詮釋控制」——即以歐洲發明的方法論框架，詮釋非歐洲地區的歷史，從而確立一種知識上的支配關係。夏鼐的案例對這一論述提出了三個層面的修正。

 

其一，它揭示了知識流動的「工具性分離」可能：夏鼐接受了英國考古學的方法論工具（地層學、類型學），但拒絕了其中蘊含的某些詮釋框架（例如，以歐洲文明史框架解釋中國古代文化）。他在1935年記錄李濟的話——「以全人類的觀點來觀察中國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實際上是一種將普世方法論（世界考古學的工具）與民族主義詮釋目標（中國文化的世界地位）相結合的理論立場，這一立場本身就是對帝國考古學詮釋框架的批判性超越。

 

其二，它說明了「半殖民地主體性」的複雜性。中國不是英國的殖民地，這一政治事實給夏鼐提供了一種特殊的知識立場：他不需要在「接受殖民遺產」還是「拒絕殖民遺產」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而可以採取一種更為靈活的「選擇性接受」策略。這種靈活性，在英屬殖民地的考古學者那里是相對缺乏的。

 

其三，它挑戰了知識傳播的「被動接受者」模型。夏鼐在獲取英國考古學知識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批判性距離：他批評葛維漢的田野記錄，批評吳金鼎論文的邏輯，甚至在課堂上糾正高本漢的語言錯誤。這種批判性姿態，說明他是一個主動的知識選擇者，而非被動的知識接受者。

 

（二）對「考古學殖民主義」論述的細化

「考古學殖民主義」（Archaeological Colonialism）是近年來後殖民考古學（Postcolonial Archaeology）的核心概念，指的是殖民者利用考古發掘控制被殖民地區的歷史詮釋權。觸岡拉（Trigger）、坎利夫（Cunliffe）、迪亞茲—安迪烏（Díaz-Andieu）等學者對此均有深入討論。

 

然而，夏鼐的案例提醒我們，這一概念在應用於「非西方學者在西方接受訓練」的語境時，需要進行重要的細化：

 

•        殖民考古學的知識生產，並非只發生在殖民地的土地上，也發生在帝國的大學和博物館中。夏鼐在倫敦大學學院為古埃及串珠建立的類型學研究，是殖民博物館收藏（皮特里埃及藏品）與非西方學者研究能力的結合——他的研究成果被盧卡斯（Lucas）用於修訂《古代埃及的材料和工業》這部英文標準著作，形成了一種反向的知識貢獻。

•        帝國知識體系的內部多樣性，允許非西方學者在其中找到有利於自身學術目標的知識資源。夏鼐選擇皮特里的類型學而非葉慈的藝術史，選擇惠勒的田野方法而非ASI的殖民勘查傳統，是在帝國知識體系的內部進行的策略性選擇。

•        「知識回流」（reverse knowledge flow）的可能性被傳統帝國史的框架嚴重低估。夏鼐對伽丁納爾的語義貢獻，對皮特里分類體系的豐富，均說明知識流動是多向的而非單向的。

 

（三）對民族主義考古學論述的修正

另一方面，夏鼐的案例也對某些民族主義考古學論述提出了隱性的修正。民族主義考古學往往傾向於強調「本土知識傳統的自主性」，視西方方法論的引介為一種外部強加。但夏鼐的日記清晰呈現了相反的圖景：他是主動尋求西方田野方法論的，是在對中國考古學現狀不滿的基礎上，積極渴望學習更嚴格的科學工具。李濟、梁思永在1935年鼓勵他赴英求學，原因正在於他們認識到，1930年代的中國考古學需要從英國引進地層學和類型學的規範化訓練。

 

這說明：在理解近代中國考古學的形成時，「知識流動」不應被視為帝國強加的外部力量，而應被視為中國學術共同體（以李濟、梁思永、傅斯年為代表）主動作出的知識選擇。選擇的主體性，才是修正帝國史與民族主義史兩種單一敘事的關鍵。

 

六、結語：知識的旅行與主體的形成

1935年，夏鼐在安陽殷墟的黃土中初識田野考古；1936年，他在梅登堡的鐵器時代壕溝中學習惠勒的地層方法；1938年，他在埃及沙漠中用統計曲線分析巴達里文化的陶器分布；1940年，他在耶路撒冷的病房中與皮特里談論串珠分類的最後一面；1941年，他在彭山漢代崖墓的積水中以「在水中摸索幾與摸藕摸魚相同」的方式清理出土遺物。

 

這一系列的空間位移，是知識旅行的身體化（embodied）過程。夏鼐帶回中國的，不只是書本上的方法論知識，而是通過身體在多個考古現場的反覆實踐所內化的「田野身體感」——知道如何握鏟、如何讀土色、如何在混亂中識別地層關係。這種身體化的知識，是任何「知識傳播」的文獻研究所無法完整捕捉的，卻恰恰是日記這種私密文本所保存的最珍貴面向。

 

從全球知識史的視角看，夏鼐的案例說明：知識的流動是複雜的、多向的、充滿能動性的。它不是一個均勻的擴散過程（diffusion），而是一個充滿主動選擇、批判調適、創造性轉化的過程。英國考古學進入中國的過程，因為有夏鼐這樣的主動轉化者，而不是帝國主義的學術強加，而是一場中國學術共同體主導的、有意識的方法論引進。

 

從新帝國史的視角看，他的案例修正了「中心—邊陲」的單向傳播模型，揭示了帝國知識體系的內部異質性、非西方學者的主體能動性，以及知識流動中反向貢獻的可能性。它同時也提醒我們，「半殖民地」的政治語境提供了一種介於「完全殖民地」與「完全自主」之間的第三種知識立場——這種立場既不完全受制於帝國的知識框架，也不可能完全獨立於帝國所創造的學術資源，而是在兩者之間進行不斷的策略性協商。

 

「1941年便是這樣地逝去。」——日記卷二的最後一句話，以出人意料的平靜封存了七年的旅程。夏鼐沒有在那個除夕夜作任何宏大的學術宣言，只是圍著爐灶閒談。但那個圍爐的人，已經不是1935年在南京讀書的青年了：他帶著惠勒的地層學、皮特里的類型學、伽丁納爾的文字學，帶著帝王谷的壯遊記憶、慕尼黑危機的現場見證、開羅警察對兩千張串珠卡片的困惑，坐回中國的爐邊。從那裡出發，他將用三十年時間，把這一切轉化為中國考古學的骨骼與血脈。

 

 

附錄：夏鼐英國留學期間課程、閱讀與田野時間軸

 

時間	類別	內容
1935年9–12月	課程	科特奧德研究所：中國考古與藝術史（葉慈）；岩石礦物學；測量學
1935年10–12月	閱讀	皮特里《考古學七十年》；柴爾德等西方考古學著作
1936年1月	學術交流	聆聽伯希和殷陵講演；結識高本漢
1936年2月	技術訓練	倫敦博物館研究實驗室：普倫德萊思古物保管技術課
1936年3月	轉折萌芽	日記記「想改學埃及學或史前考古學」
1936年5月	田野考察	斯通亨奇遺址參觀（惠勒帶隊）
1936年7月	課程轉換	正式轉入UCL，師從格蘭維爾攻讀埃及學
1936年8月	田野訓練	梅登堡（Maiden Castle）鐵器時代遺址，惠勒主持，六週
1936年10月	課程	埃及文字學：象形文字語法（格蘭維爾）；地質學
1937年1月	課程考核	伽丁納爾抽考埃及文「結果甚壞」；改進後持續進步
1937年3–4月	學術交流	李濟到訪倫敦，多次深談；評鑑甲骨文真偽
1937年5月	突發事件	胃病手術住院；病床撰「假遺囑」
1937年6月	學術評審	評吳金鼎博士論文《中國史前陶器》
1937年9月	田野外訪	巴黎萬國博覽會；平生第一次乘飛機
1937年12月	田野啟程	離英赴埃及，開始首次埃及田野
1938年1月	田野訓練	埃及阿爾曼特（Armant）：英國埃及考察團發掘，邁爾斯主持
1938年2月	田野壯遊	帝王谷（14座皇陵）；盧克索；阿斯旺；菲萊島
1938年3月	田野訓練	穿越西奈；巴勒斯坦拉基什（Tell ed-Duweir），哈丁主持
1938年4月	學術訪問	耶路撒冷：洛克菲勒博物館；費希爾博士（陶器集成方法）
1938年5月	論文啟動	返英，開始系統整理皮特里串珠藏品（UCL），格蘭維爾提議博士
1938年6月	學術訪問	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院；考古學與民族學博物館
1938年9月	現場體驗	慕尼黑危機：協助裝箱疏散埃及古物
1938年11月	學術論文	撰《試談中國有銎斧的年代》，擬投《古物學》
1938年12月	串珠進展	編目達600號；摸索「基本尺寸」分類方法
1939年1月	論文里程碑	完成《古代埃及串珠集成》；串珠達662號；開始自學德文
1939年4月	田野訪問	牛津阿什莫兰博物館：前王朝時期串珠專項研究
1939年7月	獲獎	Margaret Murray獎金及Douglas Murray獎學金（合計60餘鎊）
1939年8月	語言成就	讀完第一本德文書（沙夫《埃及史前史綱要》，69頁）
1939年9月	歷史見證	二戰爆發，倫敦大學考古系停辦，決定轉赴開羅
1939年10月	離英	格蘭維爾雅典娜俱樂部餞行；離英赴埃及
1939–40年	開羅研究	開羅博物院圖書館：系統摘錄皮特里等人發掘報告中串珠資料
1940年1月	田野訪問	貝尼哈桑中王國崖壁墓考察（隨開羅大學考古學系）
1940年2月	論文進展	論文第一章（46頁）完稿寄格蘭維爾
1940年4月	學術論文	撰《關於貝克漢姆岩的幾點評述》
1940年6月	師承聯繫	收到皮特里第一封親筆回信，解答串珠技術問題
1940年11月	論文里程碑	串珠圖譜全部16版墨圖繪製完畢；布倫頓讚許「Well done!」
1940年12月9日	師承高峰	耶路撒冷：皮特里病榻相見（最後一面）
1941年1月	田野見習	印度博物館；歸途中持續作考古觀察
1941年3月	歸國	抵李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1941年4月	補課	大量閱讀中國考古文獻；繪製「漢代益州郡縣圖」
1941年5月	公開演講	史語所紀念週：講述埃及考古學史及個人學習經過
1941年7–11月	田野發掘	四川彭山漢代崖墓發掘（中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