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之而起，全面考察英國漢學史研究者[i]，要算是熊文華。熊文華的《英國漢學史》是作為閰純德、吳志良主編的「列國漢學史書系」的一種，同書系中有法國、德國、美國、日本、俄羅斯、朝鮮、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漢學史，可以說是相當有野心的外國漢學史叢書。同書系還有一本有待出版的英國漢學史研究，是胡優靜的《英國十九世紀的漢學史研究》。《英國》出版時，熊氏任北京語言大學教授，現任柳州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英國》是經過作者多年在英國任教時期搜集的資料寫成的第一部中文英國漢學通史的作品，「個人在英國留學和任教七年期間所積累的大量國際漢學素材」（頁3），部分章節已出版過。[ii]熊文華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後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進修三年，於1973至1975年留學英國，曾執教於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四年。（該書作者簡介）
熊氏對於英國漢學史的態度十分正面，他認為「英國漢學史具有特別重要的研究價值。英國是歐洲漢學大國之一，英國漢學家的研究成果，無論從數量還是深度上看都可與西歐其他漢學研究大國的成果相媲美。」（頁3）《英國》涵蓋十六世紀以還「英國學者研究中國國情和文化的簡史」，「以漢學家為經線，以歷史事件為緯線，其間穿插了專題探討和評析」，列舉漢學家的重要著述和翻譯（部分簡述其內容及分析），部分詳列事蹟，及相關人物。可以說，該書篇章安排清楚簡潔，對英國漢學史研究，以至整體漢學史研究的入門者十分有幫助。為顧及英國漢學的國際化特色（另見下文），熊氏同時把「那些為英國漢學做過貢獻的外籍學者和英籍漢學家放在一起加以評價。」。漢學史研究無可避免地要面對民族文化和尊嚴的問題。他說「國際漢學史編修中經常碰到如何評價某些有爭議的漢學家的問題，這也是我國史學研究中的一個敏感話題。」他的立場正好反映今日中國的國際地位，「在國運昌隆的年代國人往往對他們採取寬大為懷的態度，而在艱難歲月則無不嫉惡如仇……個別漢學家的問題和污點，如果必須涉及的話，只著重介紹與本學科研究或者存在爭論的部分，蓋棺論定的工作留待有關學科的專家一起來做。」（頁2）
《英國》全書共分五章：前漢學時期的英國漢學；傳教時期的英國漢學；後傳教時期的英國漢學；國際化、專業化和團隊化的現代英國漢學；從史論和實踐角度看英國漢學；另有三種附錄：專業與非專業的漢學刊物；漢學書局和機構；從事漢語教學和中國文化研究的院校；再加上前言、參考文獻、漢英人名對照表和漢英術語對照表，合共294頁，約35萬字。
熊氏「依據各國時期的主流研究思想、組織規模、人員狀況、專業水平、方法手段、成果應用、出版物的種類和數量、學術活動、國際交流等方方面面的情況」，將英國漢學史劃分為四個時期，分別為：前漢學時期（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傳教時期（十九世紀初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傳教時期（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上半葉）與當代（二十世紀下半葉至現在）。前漢學時期是英國漢學的奠基階段，學者們多數不懂漢語，也沒有來過中國，材料主要來自歐洲大陸傳教士的著述和翻譯，學者例如翻譯《趙氏孤兒》的Arthur Murphy和《好逑傳》的Thomas
Percy。傳教時期的漢學者主要是傳教士和外交官，研究範圍集中於宗教、歷史、文化和社會等課題，服務對象以傳教和貿易為先，傳教士如馬禮遜、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等，外交官如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德庇時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等。後傳教時期，漢學漸漸成為大學學科，研究範圍更全面涵藝歷史文化，社會政治，語言文學，藝術考古等，注重文獻翻譯和解讀，如理雅各、威妥瑪、翟理斯、莊延齡、莊士敦等。當代的漢學研究，則從個人興趣研究擴展到大學研究，傳統漢學漸漸走向專業化和社會科學研究，學者如葉女士、韋利、李約瑟、杜希德、杜德橋，同時形成外國學者進駐英國大學的局面，如哈隆、龍彼德（Piet Van der Loon,
1920-2002）、普立本。（頁1-2）熊氏的分期，無疑是比李瑞華和王祖望更進一步，尤其是將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三百年間分為三期，更準確把握英國漢學由遠方觀察者到實地經驗者，發展到業餘漢學家的歷程。
俞麗霞的〈英國的中國學〉，載何培忠主编：《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184-213。
[ii] 熊文華：〈英國的漢學研究〉，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5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37。熊文華：〈偉烈亞力及其《中國之研究》〉，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6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77-87。《英國》中有關偉烈亞力的論述基本上源用此文。（頁38-45）熊文華：〈李約瑟和他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7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71-86。《英國》相關部分大抵上源自此文（頁126-139）熊文華：〈英國科技翻譯家傅蘭雅〉，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8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405-426。《英國》中有關傅蘭雅的論述基本上源用此文。（頁76-93）熊文華：〈理雅各的世俗之路〉，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9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15-232。《英國》中有關理雅各的論述基本上源用此文。（頁53-70）熊文華也寫過關於荷蘭、俄羅斯、瑞典、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漢學研究，如〈荷蘭的漢學研究〉，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2集，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7，頁1-29。〈俄羅斯的漢學研究〉，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3集，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8，頁4-31。〈瑞典的漢學研究〉，《漢學研究》，第3集，頁32-46。熊文華：〈衛三畏及其《中國總論》〉，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10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208-222。〈國別漢學史編撰中的若干問題〉，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11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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