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牛津和劍橋都執掌學術界之牛耳。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對其趨之若鶩，紛紛投考公費或自資出國，學習新知識。浪漫主義者徐志摩筆（1897-1931）下的康橋固然已成為近百年來國人對劍橋的集體記憶，牛津紅磚牆下最著名的學者要算是錢鍾書（1910-1998）。1935年，第三屆庚子賠款公費考試，錢鍾書以英語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留學生資格，赴英國牛津大學Exeter
College，以論文“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取得B.Litt學位。[i]錢文大抵上是中國學者研究早期英國的中國觀之濫觴。[ii]值得注意的是，錢鍾書入讀的是英國文學，而不是東方學部／系。當時的學人尚未至於飽受「群赴東鄰受國史」之譏，要遠赴英倫，追隨英國漢學家學習漢學。他們大都修讀於傳統學系（如文學、歷史等）。同一時間的國內，由英國漢學界迎來令國人振奮的消息。1938年，牛津漢學講座（Professor of Chinese，以下通稱漢學講座）教席因蘇慧廉教授（William E.
Soothill, 1861-1935）病逝如闕，在各方的推薦下，牛津大學邀請沒有正式學位的北京大學教授陳寅恪（1890-1969）擔任漢學講座教授。[iii]陳寅恪在較早時間申請劍橋的漢學講座教席失敗，迎來了牛津的禮聘，誠然是可喜可賀之事，不過卻由於中國駐英大使和中國協會等各方的權力鬥爭，加上二次世界大戰和陳寅恪本身的眼睛出現問題，導致直至今日，牛津劍橋仍然未有中國人擔任漢學講座教授的位置。相比起美國哈佛大學早於1870年代禮聘戈鯤化（1838-1882）赴美教授中文，英國漢學發展實在是十分緩慢。[iv]
牛津劍橋之外的學府，首要是倫敦大學。倫大的氛圍與牛津劍橋大異其趣，在相同時間的於亞非學院生活和教學者，著名的有文學家老舍（1899-1966）、蕭乾（1910-1999）和蔣彝（1903-1977）。[v]老舍在倫敦的生活在其文章中活靈活現，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蕭乾的報告文學中的英倫生活是同時代人的精神食糧。老舍和蕭乾的作家身份相近，經歷頗有相近之處。老舍和蕭乾在昏暗霧濃的倫敦不但依舊筆耕不輟，而且就在這段時間奠定了作家的身份和地位，甚至與當時得令的小說家有過聯繫。老舍在任教中文的時候似乎教授過著名小說家Graham
Greene（1904-1991）[vi]。蕭乾更是由於他能夠以英文寫作及演講，所以活躍於倫敦文藝界，更與小說家和記者George
Orwell（1903-1950）友好，經常受對方邀請，為BBC錄音講授中國文學和文學界的動態。[vii]畫家兼作家蔣彝同樣在亞非學院教授中文，以英文撰寫的The
Silent Traveller（啞行者）遊記系列聞名於英國及歐美。[viii]
一、牛津劍橋（Oxbridge）的漢學家[ix]
英國漢學界近一百五十多年來最舉足輕重的漢學家為人所熟悉者，屈指可數，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 、威妥瑪（Thomas
F. Wade, 1818-1895）、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和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馬禮遜是在清政府禁止洋人學習中文的法律規範下私學；理雅各擔任牛津大學首任漢文教授，但沒有如法國漢學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78-1832）般培育出像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一樣的傑出漢學家；威妥瑪和翟理斯的漢學成就只令人想起其Wade-Giles中文拼音系統；韋利自學中文，但不會說中文，也沒有踏足過或打算去中國；李約瑟本來是一個科學家，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轉攻中國科學史，被稱為中國國際友人，其名聲幾乎蓋過了所有同時期和之前的英國漢學家。這六位漢學家在英國漢學界的歷練應該說是足以反映英國漢學的特色[x]，似乎可以用英國學者Tim Barrett（巴瑞特，一譯巴雷特）所指稱的“Singular listlessness”來形容[xi]。
英國大西洋對岸的美國，在社會科學成為顯學的1960年代，中國學界掀起了一遍打倒漢學的熱潮。儘管師承歐洲和日本漢學傳統的英國學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嘗試力排眾議，以一篇擲地有聲的“A Lone Cheer”論文為備受責難的漢學喝采[xii]，英國漢學界所能夠為後來者追述的，除了是薪水低微或教學繁重，似乎是漢學家之間的無情詰難，或是莊士敦爵士（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擔任亞非學院漢學講座教授時期失縱的新聞[xiii]，乃至隱士巴克斯（Sir Edmund Backhouse, 1873-1944）偽造日記等啖助軼聞[xiv]，無一不為英國漢學史添上離奇的面紗。
英國沒有經歷過美國在冷戰時期的麥卡錫時代的白色恐佈，美國學者甚至以“Studying
China is Dangerous”來形容這個時代對中國研究學者的威脅[xv]，反而接收過來自美國的政治難民學者拉鐵摩爾教授（Owen
Lattimore, 1900-1989），並且奠定了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的漢學和蒙古學基礎，傲視同儕。這些都不可不謂是英國漢學的特別之處。
來源：〈第一部英國漢學史專著──評熊文華的《英國漢學史》〉，《九州學林》，2010年春夏季，頁298-323。
[i] 周琇環編：《中英庚款史料彙編》，中冊，台北：國史館，1993，頁268。錢文是學士學位（B. Litt）論文，但現在仍有人以為是博士論文，見Craig Clunas
（柯律格）著，廖宜方等譯，〈物質文化──在東西二元論之外〉，《新史學》（台北），第17卷4期，2006年12月，2006，頁209，也可能是譯者之誤。
[ii] 較早還有不太為人熟知的方重。方重，〈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文哲季刊》，第2卷第1號，1931，後收入氏著，《英國詩文研究集》，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頁1-45。方氏在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赴英就讀於史丹福大學英文系，後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China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可惜最後沒有完成就於1927年歸國，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
[iii]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事見1939年春，頁118-9，126-127，137-139。劉志偉、程美寶，〈陳寅恪與「牛津」緣慳一面的真相——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檔案〉，《明報月刊》，1999年第4期，1999，頁22-26。程美寶，〈陳寅恪與牛津大學〉，《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2000，頁152-164。程美寶、劉志偉，〈「虛席以待」背後：牛津大學聘任陳寅恪事續論〉，載胡守為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693-708。
[iv] Harvard’s
Chinese Professor, New York Times, 30th
Aug., 1879, p. 5.
[v] 十七世紀末，南京人沈福宗已曾造訪倫敦。關於沈福宗及後來者，參陳國棟，〈雪爪留痕──十八世紀的訪歐華人〉，《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2期，2003年冬季，頁233-263。又參J. P. May, “The Chinese in Britain ,
1860-1914,” in Colin Holmes (ed.),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British Societ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8),
pp. 111-124. Ng Kwee Choo, The Chinese in
London
[vi] Greene在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工作，為了要到中國工作，曾在東方學院修讀中文，而該特別班由老舍教授。Robert
Bickers, “New light on Lao She, London, and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924-1929,”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8, Nos. 1/2 (1994), p 32-33. Norman Sherry, The Life of Graham Greene, Volume 1: 1904-1939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9), pp. 194-210. 老舍又私下教授過在上海出生，亞洲文會榮譽圖書館館長和會員Florence
W. Ayscough (1875-1942)。老舍，〈東方學院〉，收入氏著，《老舍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4卷〈散文．雜誌〉，1999，頁62-66。
[vii] 蕭乾是由于道泉介紹受聘於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時值二戰，學院疏散到劍橋，1940年大轟炸後遷回倫敦，因適齡學生多被徵伍，故學生不多。1942年重返劍橋當研究生。蕭乾，〈黙黙的奉獻者──慶祝道泉兄九十壽辰〉，《藏學研究論叢》，第4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頁6-7。蕭乾曾在BBC廣播，是由George Orwell推薦。Xiao Qian, “The Friends I
made in Great Britain,” in his Selected
English writings by Xiao Qian ，《蕭乾英文作品選》，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1，頁379-380。文潔若，〈蕭乾傳略〉，載鮑霽編，《蕭乾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頁3-10；〈蕭乾生平年表〉，載鮑霽編，《蕭乾研究資料》，頁10-32。〈蕭乾傳略〉，載文潔若主編，《蕭乾譯作全集》，第10卷，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05，頁599-606；〈蕭乾生平年表〉，載文潔若主編，《蕭乾譯作全集》，第10卷，頁607-625。蕭乾，〈負笈劍橋〉，收入李輝主編，《蕭乾自述》，北京：大象出版社，2003，頁148-158。蕭乾，〈棋子〉，收入李輝主編，《蕭乾自述》，頁127-128。蕭乾旅英七年，撰述不絕，英文作品有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 (1942), China but not Cathay (1944), 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Blueprint
(1944) (with a preface by V. K. Wellington Koo), 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 (1944) (with a preface by Arthur
Waley), Spinners of Silk (1944). 關於蕭乾和George Orwell的交往，筆者擬結合新近出版的英文材料，另文交代。
[viii]
Jiang Yi , China
[ix] 漢學家的英文sinologist，第一次出現於1816年的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 15, p. 538，轉引自沈安德（James St. André），〈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以《好逑傳》的英譯為例〉，《中外文學》，第29卷第5期，2000年10月，頁116-117。
[x] 如果用早年杜維明對傳統漢學的解釋，則幾乎消失殆盡（《十年機緣待儒學：東亞價值再評價》，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1-7。相近的認知，也可見於陳國球，〈如何了解「漢學家」──以普實克為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105。又載於《讀書》，2008年第1期，2008年1月，頁68-72。近年的討論可參看嚴紹璗，〈我對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世界漢學》，第4期，2006，頁6-13。閻純德，〈漢學試論〉，《文化雜誌》，2005年冬季，頁191-198。台灣學者對漢學的定義也有所不同。參看孫秀玲、廖箴，〈興與變：近二十五年來臺灣漢學研究發展初探〉，《漢學研究通訊》，第27卷第1期，2008年2月，頁1。
[xi] T. 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該書出自1987年8月於亞非研究院舉行的研討會論文。原文見於F. Wood
(ed.), British Library Occasional Papers,
10: Chinese Studies, 1987, pp. 9-53. “Singular listlessness”源自英國漢學家德庇時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批評英國人對於中國語言和文學的態度，見“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in his 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 to which are added
Proverbs and Moral Maxims, collected
from their classical books and other sources (London: John Murray, 1822),
p. 2. 熊文華譯作，《不思進取，不可思議：漢學書籍和英國學者往事綜述》，頁177；魏思齊（Zbigniew Wesolowski SVD）譯作，〈不列顛（英國）漢學研究的概況〉，《興味索然的獨一性：中文書與不列顛學者之簡史》，《漢學研究通訊》，第27卷第2期，2008年5月，頁46；闕維民，〈劍橋漢學的形成與發展〉，《出奇的漠然》，《漢學研究通訊》，第21卷第1期，2002年2月，頁31；張弘的譯作，《獨一無二的疲弱：英國漢學簡史》，《中國文學在英國》，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頁340；《歐洲中國學》譯作，《罕見的漠不關心：有關中國書籍和英國學者的一部簡史》，收入黃長著、孫越生、王祖望主編，《歐洲中國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379。更早期討論英國漢學發展史者如：Joseph
C. Ting, British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Studie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1). 未見。
[xii] Denis
Twitchett, “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 Comments on the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Symposiu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 1 (Nov.,1964), pp. 109-112.
[xiii]
Robert Bickers, “‘Coolie work’: Sir Reginald
Johnston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1931-1937”,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5, No. 3 (Nov., 1995), pp. 385-401.
[xiv] H.
R. Trevor-Roper, A Hidden Life: The
Enigma of Sir Edmund Backhouse (London: Macmillan, 1976). Lo Hui-min, “The Ching-Shan Diary: a Clue to its Forgery,” East Asian History, Vol. 1 (June 1991),
pp. 98-124.
[xv]
Edward Friedman, “Studying China Is Dangerous,” keynote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49th Annual Conference, Richmond ,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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