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十七年後再去敦煌。
沒有穿過武威、張掖和酒泉,也沒有經過火焰山和月牙泉,更沒有夜光杯作伴。沿途只有趁墟的人潮,只有一心「禮佛」的中老年人。他們拿著智能手機,捧起單反相機,毫不吝惜地「光照」佛像。
Pierre Bourdieu和Tony Bennett說,博物館是培養文化資本和社會管治的地方。菁英份子參觀博物館,以顯示其知識水平及文化修養。政府透過博物館的種種約束和規範,達到社會管治的目的。香港的情況,是只知前者,不知後者。參觀者的行為如何,心中有數。
多年前,Pixar在文化博物館展覽。人山人海,孩子多,父母多,極其量間歇地聽到小朋友興奮的聲音。今年,敦煌載譽歸來,中老年多,閃光多,碰撞多,高聲講電話多。
Bourdieu和Bennett始終是歐洲學者,其理論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於諸亞洲(脫亞入歐的日本除外),大概不能適用,尤其華人中老年齡層。
剛好十年前,Impressionism在藝術館展覽。參觀者雖眾,碰撞卻不多;沒有喧鬧,幽雅寂靜;間有閃光,都被保安制止。從藝術館走出來,有醍醐灌頂的感覺。從文化博物館走出來,感覺像走難抵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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