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史學與夫子自道

引自盧建榮的〈黎東方的敘述史學〉（《史學彙刊》，第21期（2008年6月），頁125-140）。

「中國現代史學誤把濫用徵引文獻以進行歷史書寫當成科學治史方式，黎東方逆轉潮流，主張以轉述文獻法來呈現歷史，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看來，一方面顯示黎氏的勇氣，另一方面又見證了黎氏具有遠見，知道史學終有回歸敘述史學的一天。」（頁125）

「像顧頡剛的《秦漢方士與儒生》（1933；1954）、張蔭麟的《中國史綱：上古篇》（1941）、黎東方的《新三國》（1942）和《細說清朝》（1962），以及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1982）等五部史著，構成當代敘述史學的五大豐碑」（頁126）

「主張科學治史的權勢派（傅斯年、陳寅恪為代表）...以徵引大量資料為能事，卻美其名曰：「科學治史」，強調史家不講話，史料會自己說話。而主敘述史學的史家多能消化史料，然後以饒富自己風格的語言加以轉述，其間即令有所徵引資料，但衡之全書比重所佔分量微乎其微。」（頁126）

「徵引和轉述本來是學術社群中人賴以從事知識生產的兩大技巧，本不宜偏廢，可是飾以科學外衣的權勢派卻認定，將史料加以轉述會有扭曲原文原意的風險，乃因噎廢食，不允許史學同業採用轉述技巧寫史。他們把對科學的誤解，濫用成規定史學同業的操作規範：凡使用轉述寫作技巧者，即違反科學此一天條。虧得上述顧頡剛、張蔭麟、黎東方，以及黃仁宇諸輩不信此邪，以致他們的著作才能在書市歷久不衰、允為出版社的常青樹，即令在政治分裂的海峽兩岸，這五本書可以越界流通、毫無阻滯。相反地，傅斯年和陳寅恪作品只縮限在業界供人當學術史料研讀，書市一般讀者是連看都不想看的。」（頁127）

「學閥傅斯年」（頁129）

「有節制地引文，在歷史書寫上是一項優點，相反地，毫無節制地引文，除了暴露為文者不會寫書之外，更讓讀者望而卻步、不忍卒讀，不，不忍開讀！」（頁130）

「生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倘若仍迷信徵引可與科學畫上等號，那無形中等於相信傅斯年的史著優於司馬光的《通鑑》。這樣將是乾坤顛倒、是非不分了。」（頁130）

「黃仁宇之後的敘述史著的另一個轉折是由盧建榮所創的、藉由書中角色扮演多元敘事觀點的媒介。」（頁131，註引盧氏唐代五部曲）

This article resonates with a book on my desk by a story-telling historian at Yale, Maya Jasanoff's Edge of Empire: Lives,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the East, 1750-185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In her acknowledgements, she wrote "[t]he project evolve into a Ph.D. dissertation at Yale University, where I was fortunate to learn about history in an academic environment that value narrative writing." (p. 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