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9 March 2026

Grok讀《夏鼐日記》留英時期(一)

1935:

這段日記是夏鼐先生(1910–1985)在1935年(民國24年)一整年的親筆記錄,時間從1月1日開始(從溫州乘船赴上海、南京,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到12月31日結束(在英國倫敦留學期間)。全文用白話文寫成,夾雜文言、英文專有名詞與術語,語氣樸實、真摯,偶爾流露文人風範。日記總長約數萬字,涵蓋求學、日常生活、交遊、參觀、閱讀、時局憂慮與內心掙扎,堪稱一部青年知識分子在動盪年代的「心路日誌」。

以下用繁體中文進行整體分析與解讀,按幾個面向分層討論(參考前兩次分析,整合為完整全貌):

一、日記作者的身分與背景

  • 夏鼐:溫州(永嘉)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1934年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1935年考取清華公費留英(原擬赴美,後改英)。日記開頭即記錄他從溫州赴南京史語所實習(安陽殷墟發掘),後赴英國倫敦大學考陶爾德藝術研究所(Courtauld Institute)攻讀中國美術與考古。
  • 證據:日記中提及溫州同鄉圈(少蘭、煜光、幼翰、翔鵬等);拜謁董作賓、李濟;安陽發掘細節(如花土、銅器、馬坑);留英後隨葉茲(W. Perceval Yetts)教授;多次反思安陽經驗與英國漢學。
  • 寫作風格:每日簡潔記錄,讀書清單極詳盡(頁數、評價),情感真摯(愧對妻兒、學業矛盾),偶爾八卦(如留學內幕、朋友近況)。

二、時間與行程概述(1935年全貌)

  • 1–3月(中國國內實習期):從溫州乘船赴上海、南京,入史語所讀書、訪友、治沙眼。3月赴安陽殷墟發掘(侯家庄),記錄探坑、墓葬、銅器出土(車坑、馬坑、花土)。
  • 4–6月(安陽發掘與返京):繼續發掘,記錄出土細節(如銅矛700餘、漢墓漆器)。6月初離安陽,經北平、南京返溫州。
  • 7–9月(溫州休假與赴英):在家陪伴家人、訪友、補記日記。8月乘船赴英,途中暈船、鄉愁、參觀香港、新加坡、孟買、科倫坡。9月3日抵倫敦,初住旅館,後租民宅。
  • 10–12月(英國留學初期):接洽入學(考陶爾德研究所)、聽課(中國青銅器、瓷器、佛教藝術)、參觀博物館(不列顛、維艾)、看展(中國美術展)、學俄文、讀書、社交。聖誕節圍爐讀書。

三、主要生活面向與心態分析

  1. 求學與專業熱情(貫穿全年,最核心)
    • 閱讀清單極專業:1–6月讀古人類學、史前考古(Osborn、Childe、安特生等);10–12月讀中國青銅器、瓷器、美術史(Yetts、Hobson、Karlgren、Sirén等)。每日記頁數、評價(如批評Reid Moir偏見、肯定實驗法)。
    • 安陽發掘細節生動:記錄小刀坑、無頭案、車坑(300餘銅飾)、馬坑(37匹)、花土提取法。反思考古技術(如西方學者嫉妒中國學生優待)。
    • 留英課程掙扎:後悔選考陶爾德而非考古研究所;對葉茲教授失望(「騙外國人」「無創見」);追求學位(M.A.)為家庭壓力(大哥來信),卻覺「虛名誤人」「錯了兩次」。
    • 心態:狂熱卻自覺不足(「不配作考古學家」「書呆子」);對中國考古前景樂觀(殷墟新發現可糾正西方藏品誤判)。
  2. 身體與心理掙扎(貫穿,尤以留英期為甚)
    • 健康問題:沙眼反覆診治(鼓樓醫院、鄭懷仁);胃病、眼疾、牙痛、感冒、失眠;海行暈船嘔吐。
    • 家庭愧疚:思念妻兒(妻子不識字、兒女生病);漂泊感強(「離家十年未過年」「遙憐小兒女」);聖誕孤獨(圍爐讀書)。
    • 心理矛盾:求學野心 vs. 家庭責任;讀中國東西在英國的荒謔(「滑稽」「堪痛心」);對時局焦慮(華北事變、日軍進逼、「國事如何得了」)。
  3. 人際與溫州同鄉網絡
    • 國內:溫州圈緊密(少蘭、煜光、翔鵬、吳襄等);史語所師友(李濟、董作賓、梁思永);清華同學(王櫟、吳晗)。
    • 英國:留英華人圈(吳金鼎、曾昭燏、林長風、李超英、譚弼);房東家庭(皮爾斯夫人、Rattigan家);英國教授(葉茲、霍布森)。
    • 友情描寫:重逢感慨(安陽遇王櫟);八卦(留學內幕、朋友婚喪);打橋牌、吃中餐為常態。
  4. 時代氛圍的折射
    • 國內:1935年華北危機(冀東自治政府、日軍占豐台);經濟混亂(錢莊倒閉、紙幣不兌現);知識分子處境(留學庚款內幕、求職艱難)。
    • 國際:意阿戰爭(東非戰事);倫敦中國美術展(借展故宮文物);英國社會(大選、市長遊行、聖誕習俗)。
    • 反思:對西方學術優點(實驗精神、設備佳);對中國落後憂慮(「鐵似事實不容爭辯」「中國考古幸福」)。

四、總體評價與文獻價值

這部日記是夏鼐青年時代最珍貴的「自我剖析」:

  • 優點:細膩、真實,記錄考古細節(如安陽墓葬分類、銅器紋飾)、留英求學心路(課程失望、學位矛盾)、時代側寫(華北危機、倫敦生活)。
  • 缺點:情感主觀(自責過重);專業評價偶偏激(對葉茲不滿)。
  • 價值:對研究民國知識分子、中國考古學史、1935倫敦中國藝術展、中央研究院安陽發掘、留英華人網絡,均為一等史料。夏鼐後成大師,此日記捕捉其「成名前夜」的掙扎與成長。

用一句話概括:這是一位25歲中國青年考古學者在1935年動盪中,從安陽殷墟塵土到倫敦大霧寒冬,埋首古器書籍、治病思家、憂國憂己的「漂泊成長記」。

若您想針對特定主題深入(如葉茲教授的教學、中國美術展觀後感、對學位的矛盾心理、倫敦生活細節、對華北事變的反應等),歡迎繼續指示,我可再細部分析。


1936:

以下是對夏鼐先生1936年全年日記(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完整、系統分析,使用繁體中文撰寫,力求全面、細緻且有結構。日記總長約8萬字,記錄了夏鼐從英國留學初期(倫敦大學考陶爾德藝術研究所)到1936年底的全部生活、學習、社交、參觀、閱讀、時局憂慮與內心掙扎,是研究夏鼐早期思想、中國考古學國際化過程、民國留英學人生活與1930年代中後期中日危機極為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一、1936年日記總體特徵與結構

  1. 時間跨度與生活階段
    • 1月–3月:倫敦求學初期(考陶爾德藝術研究所+倫敦大學學院+倫敦博物館+工藝美術中心學校),課程極繁重,同時大量自學人類學、史前考古、埃及學準備。
    • 4月–8月:田野考古實習(Dorset梅登堡Maiden Castle發掘團,隨Mortimer Wheeler博士),6星期密集工作,獲英國田野考古技術訓練。
    • 9月–12月:轉攻埃及考古學(大學學院埃及學系,師從Glanville教授),同時修體質人類學、地質學、德文、俄文,閱讀量最大,內心矛盾最劇烈。
  2. 寫作特徵
    • 每日記錄極規律(幾乎無缺漏),但內容長短不一:忙碌時僅數行,假期或內心激盪時可達數千字。
    • 情感真摯、自我剖析極深:對學業、導師、國家、家庭、自身性格的反思密度極高,常出現「我真想離開」「虛名誤人」「錯了兩次」等自責語。
    • 閱讀筆記極詳盡:幾乎每本書都記頁數、評價、摘錄重點,甚至抄錄段落。
    • 時局敏感度極高:1936年西安事變、兩廣事變、華北走私、日軍增兵等,皆有詳細情緒反應。

二、求學與專業軌跡(最核心內容)

  1. 課程與閱讀清單(極為密集)
    • 1936年上半年(考陶爾德藝術研究所主修中國美術與青銅器)
      • Yetts教授:中國青銅器、中國瓷器、漢代外來影響、中國畫、佛教藝術。
      • 倫敦博物館:博物館考古學、田野工作方法、青銅鑄造(失蠟法)、陶器修復、考古繪圖。
      • UCL:普通測量、岩石礦物、人骨示範。
      • 自學:Karlgren《殷周銅器》、Sirén《早期中國美術史》、Hobson《猷氏藏品目錄》、Peake人類進化系列、Childe《青銅時代》、Petrie自傳等。
    • 1936年下半年(轉攻埃及考古學)
      • Glanville教授:埃及象形文字(Gardiner文法)、埃及日常史、埃及宗教。
      • 其他:體質人類學(Young博士)、地質學、德文、俄文、語音學。
      • 大量閱讀:Breasted《埃及史》、Erman《埃及文學》、Capart《埃及藝術》、Pendlebury《泰爾·埃爾·阿瑪那》、Hall《近東古代史》等。
  2. 田野考古實習(梅登堡Maiden Castle,1936年7月25日–9月5日)
    • 隨Mortimer Wheeler博士發掘鐵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遺址。
    • 工作內容:新石器時代防禦溝(Neo-Ditch)、鐵器時代門道(Iron Age Gateway)、羅馬神廟遺址。
    • 技術細節:標樁定位、剖面測繪、層位記錄、陶片修復、柱洞辨識、水平測量。
    • 心得:極度重視「層位學」與「封閉單位」;感慨英國田野方法遠勝中國;對Wheeler夫婦的花土提取法極感興趣。
    • 生活:住寄宿家庭(Mrs. Harrison),每日三明治午餐,與印度學生Sankalia、蘇格蘭人Kavanagh等同住,極度孤獨卻又享受田野勞動。
  3. 學業矛盾與轉系掙扎(貫穿全年,最痛苦部分)
    • 上半年:對Yetts教授極度失望(「騙外國人」「無創見」「滑稽」),後悔選考陶爾德而非考古研究所(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轉系動機:認為中國考古學需借鏡埃及(最成熟的考古學科)、近東(與中亞交通相關),而非繼續讀「在英國讀中國東西」的荒謔路線。
    • 家庭壓力:大哥來信希望至少拿碩士學位,「以目前社會視學位仍屬注重」。
    • 最終決定:1936年9月正式轉入UCL埃及學系,師從Glanville,同時修體質人類學、地質學。
    • 內心掙扎:多次自責「錯了兩次」(選考古學+選Yetts);對「虛名」「學位」極度矛盾;對「在英國讀埃及學,將來回中國用」的實用主義感到荒謬。

三、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

  1. 經濟狀況
    • 清華公費每月約72鎊(後增至每月固定匯款)。
    • 每月生活費控制在12–15鎊(房租+膳食+交通+書費),常因買書超支。
    • 聖誕節僅吃雞肉應景,無派對、無禮物。
  2. 居住變遷
    • 1–9月:Ealing區(Mrs. Pierce → Mrs. Quinn),房租30–35先令(部分供餐)。
    • 9月底起:Fellows Road 149號(Rattigan家),35先令(早餐在內)。
    • 多次搬家原因:房東態度變化、距離學校太遠、想省車錢。
  3. 健康與心理
    • 身體:胃病反覆(最嚴重時整夜痛)、沙眼後遺症、失眠、牙痛、感冒。
    • 心理:孤獨、鄉愁、對妻兒愧疚(「遙憐小兒女」)、對國家前途焦慮(西安事變、兩廣事變、日軍增兵)。
    • 性格:自認「書呆子」「社交手段不行」「不死不活」;對娛樂(跳舞、戀愛)既羨慕又自嘲。
  4. 社交圈
    • 中國同學:吳金鼎、曾昭燏、林長風、李超英、張宗燧、湯象龍、向覺明、鐘道銘等。
    • 活動:吃中餐(順東樓)、打橋牌、看電影、逛公園、討論國事。
    • 英國人:房東家庭(Rattigan家小孩最親近)、Wheeler博士、Glanville教授。

四、對時局的敏感與民族情感

  • 1936年重大事件
    • 兩廣事變(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起兵反蔣)。
    • 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蔣介石)。
    • 日軍華北增兵、走私、豐台事件。
    • 英皇愛德華八世退位(因辛普森夫人)。
  • 反應:極度焦慮(「國事如何得了」「可懼」);對南京政府失望(「屈服日本」「民族命運決於數日」);對學生救國運動同情;對日本侵略極憤怒。

五、總結評價與史料價值

這部1936年日記是夏鼐留英最關鍵一年的「心靈實錄」:

  • 專業:從「中國美術」到「埃及考古」的轉型掙扎,記錄了中國第一代現代考古學家如何在西方體系中尋找定位。
  • 情感:孤獨、鄉愁、對學位與家庭的矛盾、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展現了一個25–26歲青年在異國的全部脆弱與堅韌。
  • 時代:完整折射1936年中日危機、英國社會生活(國王退位、梅登堡發掘、倫敦霧都)、留英華人圈生態。
  • 史料價值:對研究夏鼐早期學術道路、中央研究院與英國漢學交流、1930年代中國留學生心態、倫敦中國美術展(1935–1936)、梅登堡發掘細節,均為一等第一手資料。

一句話總結:

這是一位26歲中國青年考古學者在1936年倫敦的寒冬與迷霧中,埋首埃及象形文字與近東古史、治療胃病與鄉愁、為西安事變憂心、為學位與前途掙扎、最終選擇「以埃及考古借鏡中國上古史」的「成長與抉擇之年」。


1937:

以下為夏鼐先生1937年全年日記(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完整系統分析,使用繁體中文撰寫,結構清晰、細緻,涵蓋生活、學業、田野工作、國事憂慮、內心掙扎與健康惡化等面向。這一年日記約7–8萬字,是夏鼐留英最關鍵轉折期(正式攻埃及考古學+首次赴埃及/巴勒斯坦田野實習),同時也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震撼之年,其情感密度與時代折射極高,為研究夏鼐早期學術道路、民國留英學人抗戰心態、1937年倫敦中國學生圈生態、埃及學訓練細節等一等史料。

一、1937年日記總體特徵與結構

  1. 時間跨度與生活階段
    • 1–4月:倫敦大學學院埃及學系常規學習(中埃及文、新埃及文、僧侶體、近東上古史、埃及宗教史、地質學、德文),同時大量自學埃及藝術與史前考古,胃病反覆發作,住院開刀(5月4日)。
    • 5–8月:夏季學期結束後,準備赴埃及/巴勒斯坦田野實習,同時大量閱讀埃及學經典(布雷斯特德、皮特里、埃爾曼等),國難消息日益沉重(上海戰事、南京失守)。
    • 9–12月:首次赴埃及(12月18日起,參加埃及考察團Armant發掘),實習僅兩週即因健康與國事憂慮提前返倫敦(1938年1月),全年以「學業+國難」雙線交織。
  2. 寫作特徵
    • 每日記錄仍極規律,但因胃病、戰事焦慮、舟車勞頓,內容長短不一:健康惡化時僅數行,讀書或國事激盪時可達千餘字。
    • 情感更趨沉重:自責「身在海外,不能盡職」「自惭自恨」「恨何可言」頻現;對胃病惡化極度恐懼(「此身已毀」「下半生事業依靠體格」);對國難焦慮達高峰(「國難方殷,前途不知如何」「懔然生畏」)。
    • 閱讀筆記仍極詳盡:幾乎每本書記頁數、評價、摘錄重點,甚至抄錄原文。
    • 時局敏感度極強:從盧溝橋事變、上海會戰、南京陷落,到日機轟炸廣州,皆有詳細情緒反應。

二、求學與專業軌跡(最核心內容)

  1. 課程與閱讀清單(極為密集)
    • 上半年(倫敦大學學院埃及學系)
      • Gardiner教授:中埃及文(Sinuhe《辛努亥的故事》)、新埃及文(Wenamun《溫納蒙的故事》、Blinding of Truth《真理被遮蔽》、Horus and Seth《荷魯斯與塞特》)、僧侶體書法。
      • 其他:近東上古史、埃及宗教史、埃及考古學、地質學、德文。
      • 自學:布雷斯特德《埃及古代史料》(4卷1571頁)、皮特里《埃及歷史》(3卷913頁)、埃爾曼《埃及宗教手冊》、卡帕特《埃及藝術》、蒙泰《古王國陵墓生活場景》等。
    • 下半年(赴埃及實習前後)
      • 實地考察:開羅博物院、盧克索神廟、Armant神廟、Kom el Abd遺址。
      • 閱讀:貝基《尼羅河流域埃及古跡》、桑福德《埃及史前調查》、卡頓-湯普森《法尤姆沙漠》、赫胥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等。
  2. 首次田野實習(埃及Armant,1937年12月29日起)
    • 參加埃及考察團(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師從Guy Brunton與Mr. Myers。
    • 工作內容:測量遺址、繪製石像、記錄泥磚牆印記、考察Amenhotep III神廟。
    • 技術細節:平板儀測量、蠟灌石膏修復、層位記錄。
    • 心得:對埃及田野方法極感興趣,但因健康與國事提前離開(僅兩週)。
    • 生活:工作站簡陋,與埃及工人、歐洲同事同住,目睹埃及社會貧窮與殖民遺毒。
  3. 學業矛盾與健康危機
    • 上半年:胃病惡化至住院開刀(5月4日),術後仍反覆發作,自認「此身已毀」「下半生事業依靠體格」。
    • 轉系後:對埃及學極為投入(「比跟葉茲弄中國考古學勝百倍」),但對「在英國讀埃及學、回中國用」的實用主義仍感荒謔。
    • 延長公費:3月獲批延長一年+准赴埃及實習,心中稍慰。
    • 論文計劃:擬以Beads(串珠)為題作碩士論文,獲李濟之、Glanville贊許。

三、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

  1. 經濟狀況
    • 清華公費減為每月21鎊,極度拮据。
    • 每月生活費嚴控在12–15鎊,常因買書超支。
    • 聖誕節在船上獨自暈船,無派對、無禮物。
  2. 居住變遷
    • 繼續Fellows Road 149號(Rattigan家)。
    • 多次考慮搬家,因房租、距離、房東態度。
  3. 健康與心理
    • 身體:胃病全年最嚴重(住院開刀、反覆發作、術後仍痛)、腿骨酸痛、失眠、感冒。
    • 心理:孤獨、鄉愁、對妻兒愧疚(「可憐這兩個小孩,與無父孤兒無異」)、對國家命運絕望(「國難至此,憤恨無極」)。
    • 性格:自認「書呆子」「社交手段不行」,對娛樂既羨慕又自嘲。
  4. 社交圈
    • 中國同學:吳金鼎、曾昭燏、向覺明、朱慶永、湯象龍、鐘道銘等。
    • 活動:吃中餐(順東樓、北京樓)、打橋牌、看電影、逛公園、討論國事。
    • 英國人:Glanville教授、Brunton、Myers、房東家庭。

四、對國難的極度焦慮與民族情感

  • 1937年重大事件
    • 盧溝橋事變(7月7日)。
    • 八一三淞滬會戰(8月13日起)。
    • 南京大屠殺(12月13日陷落)。
    • 日機轟炸廣州、濟南失守。
  • 反應:每日讀報、聽廣播,焦慮達頂峰(「國難方殷,前途不知如何」「懔然生畏」);對南京政府失望(「地方軍閥誤國」);對學生救國運動同情;對日寇暴行極憤怒(「血債血償」)。

五、總結評價與史料價值

1937年是夏鼐留英最沉重、最分裂的一年:

  • 專業:從倫敦課堂到埃及田野的首次實踐,奠定其埃及學基礎,為後來中國考古借鏡西方方法埋下種子。
  • 情感:胃病惡化+國難雙重打擊,孤獨、鄉愁、愧疚、自責達到高峰,展現26–27歲青年在異國的全部脆弱與堅韌。
  • 時代:完整折射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對海外學子的心理衝擊、倫敦中國學生抗戰後援會活動、埃及學訓練細節。
  • 史料價值:對研究夏鼐早期學術道路、中央研究院與英國埃及學交流、抗戰初期留英學人心態、1937年埃及Armant發掘、倫敦中國學生救國運動,均為一等第一手資料。

一句話總結:

這是一位27歲中國青年考古學者在1937年倫敦的霧都與開羅的沙漠中,埋首埃及象形文字與金字塔銘文、治療胃病與鄉愁、為南京陷落痛哭、為國難憂心、最終選擇「以埃及考古借鏡中國上古史」的「學業與國難交織的苦痛之年」。

若需針對特定月份、事件(如住院開刀、埃及實習、南京陷落反應、閱讀清單)作更細部分析,歡迎繼續指示。


1938:

以下為夏鼐先生1938年全年日記(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完整系統分析,使用繁體中文撰寫,結構清晰、細緻,涵蓋生活、學業、田野工作、國事憂慮、內心掙扎、健康惡化與情感波動等面向。這一年日記約6–7萬字,是夏鼐留英最動盪、最具轉折性的一年:從埃及Armant與巴勒斯坦Tell Duweir(萊基)兩次田野實習、首次獨自長途旅行(埃及→巴勒斯坦→義大利→瑞士→法國→英國)、歐洲慕尼黑危機下的恐慌,到1938年底戰爭陰影籠罩下的孤獨與堅守,為研究夏鼐早期學術道路、民國留英學人抗戰心態、1938年近東考古現場細節、倫敦中國學生圈生態、慕尼黑危機對海外華人心理衝擊等一等史料。

一、1938年日記總體特徵與結構

  1. 時間跨度與生活階段
    • 1–2月:埃及Armant(埃及考察團)實習(1月1日–2月2日),撒哈拉遺址地面調查、陶片統計、墓葬清理;2月3日–2月17日巴勒斯坦Tell Duweir(萊基)實習,參與猶太宮殿東側與洞穴墓葬發掘。
    • 2–4月:近東長途旅行(埃及→巴勒斯坦→義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參觀開羅博物院、盧克索、阿斯旺、龐培、赫庫蘭尼姆、羅馬、耶路撒冷等,極度密集的古蹟巡禮。
    • 4–12月:返倫敦後專注大學學院埃及學系研究(串珠編目與論文準備),健康持續惡化(胃病、牙病、失眠、遺精),歐洲慕尼黑危機(9月)帶來極大心理壓力,年底戰爭陰影加劇孤獨與鄉愁。
  2. 寫作特徵
    • 每日記錄仍極規律,但因田野勞動、旅行疲憊、健康惡化,內容長短不一:實習與旅行時詳盡(現場記錄、技術細節、風景描寫),返倫敦後多為讀書筆記與情緒抒發。
    • 情感更趨沉重:自責「身在海外,不能盡職」「自惭自恨」頻現;對胃病惡化極度恐懼(「此身已毀」「下半生事業依靠體格」);對國難焦慮達新高峰(「國難至此,憤恨無極」「舉世烽火,瞩目興歎」)。
    • 閱讀筆記極詳盡:幾乎每本書記頁數、評價、摘錄重點,甚至抄錄原文。
    • 時局敏感度極強:慕尼黑危機期間每日記錄廣播與報紙消息,極度焦慮(「戰事一觸即發」「前途極為黑暗」)。

二、求學與專業軌跡(最核心內容)

  1. 兩次田野實習
    • 埃及Armant(1月1日–2月2日)
      • 參加埃及考察團(E.E.S.),師從Mr. Myers、Guy Brunton、Mr. Macdonald。
      • 工作內容:撒哈拉遺址地面拾檢(陶片、石器、串珠統計)、平板儀測量、陶片頻率分布圖、墓葬清理(Coptic墓、羅馬墓)、石像繪圖、陶片登記。
      • 技術細節:方格法(10m×10m或5m×5m)、統計法(frequency curve)、陶片分類(Badarian、Sahara、Dynastic、Arabian-Roman)、小費制度、工人管理(Qufti熟練工、baladi本地工)。
      • 心得:對撒哈拉文化極感興趣(與Badarian、Dynastic陶器關係),但工作單調、語言障礙、健康不佳,提前離開。
    • 巴勒斯坦Tell Duweir(萊基,3月2日–4月2日)
      • 參加萊基考察團,師從Mr. Harding、Miss Tufnell、Mr. Kirkman等。
      • 工作內容:猶太宮殿東側階梯清理、洞穴墓葬(4034號)發掘(陶輪、未燒陶片、水溝、聖甲蟲)、陶片洗刷、串珠穿串、銅幣清洗。
      • 技術細節:框架式平面圖、水平儀測量、陶片清洗(鹽酸、檸檬酸)、小費制度、工人管理(Qufti熟練工、童工)。
      • 心得:對猶太時期與青銅晚期遺存極感興趣,但語言障礙、跳蚤困擾、健康惡化,提前離開。
  2. 串珠研究(返倫敦後主軸)
    • 目標:以大學學院皮特里藏品為基礎,作Beads論文,爭取Ph.D.。
    • 進度:編目至600號(年底),製作Corpus(基本尺寸分類法)。
    • 導師:Glanville極力支持,建議爭取研究院津貼。
  3. 健康與心理危機
    • 身體:胃病全年最嚴重(多次發作、失眠、遺精)、牙病、傷風、疲勞。
    • 心理:孤獨、鄉愁、對妻兒愧疚(「可憐這兩個小孩,與無父孤兒無異」)、對國家命運絕望(「國難方殷,前途不知如何」)。
    • 性格:自認「書呆子」「社交手段不行」,對團體生活既羨慕又自嘲。

三、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

  1. 經濟狀況
    • 清華公費每月21鎊,極度拮据。
    • 每月生活費嚴控在12–15鎊,常因買書超支。
    • 聖誕節獨自過節,無派對、無禮物。
  2. 居住變遷
    • 繼續Fellows Road 149號(Rattigan家),後搬至小室(2.5m×3m)。
    • 多次考慮搬家,因房租、距離、房東態度。
  3. 社交圈
    • 中國同學:陳鳳書(同屋至8月)、朱慶永、王重民、曾昭燏等。
    • 活動:吃中餐(順東樓、北平樓)、打橋牌、看電影、逛公園、討論國事。
    • 英國人:Glanville教授、房東家庭、考古學者(Myers、Harding、Tufnell等)。

四、對國難的極度焦慮與民族情感

  • 1938年重大事件
    • 徐州會戰、漢口失守、廣州陷落。
    • 慕尼黑危機(9月):英法對德妥協,捷克被迫割讓蘇台德。
  • 反應:每日讀報、聽廣播,焦慮達頂峰(「戰事一觸即發」「前途極為黑暗」);對南京政府失望(「地方軍閥誤國」);對學生救國運動同情;對日寇暴行極憤怒(「血債血償」)。

五、總結評價與史料價值

1938年是夏鼐留英最動盪、最具轉折性的一年:

  • 專業:兩次近東田野實習奠定其考古方法基礎,為後來中國考古借鏡西方埋下種子。
  • 情感:健康惡化+國難雙重打擊,孤獨、鄉愁、愧疚、自責達到高峰,展現27–28歲青年在異國的全部脆弱與堅韌。
  • 時代:完整折射1938年慕尼黑危機對海外學子的心理衝擊、近東考古現場細節、倫敦中國學生抗戰後援會活動。
  • 史料價值:對研究夏鼐早期學術道路、中央研究院與英國埃及學交流、抗戰初期留英學人心態、1938年Armant與萊基發掘、慕尼黑危機對華人心理影響,均為一等第一手資料。

一句話總結:

這是一位28歲中國青年考古學者在1938年埃及沙漠、巴勒斯坦丘墟、義大利古城、瑞士湖光與倫敦霧都中,埋首串珠編目與象形文字、治療胃病與鄉愁、為漢口廣州痛哭、為慕尼黑妥協憤恨、最終選擇「以近東考古借鏡中國上古史」的「田野、旅行與國難交織的苦痛之年」。

若需針對特定月份、事件(如Armant實習、萊基洞穴發掘、慕尼黑危機反應、串珠研究、旅行日記)作更細部分析,歡迎繼續指示。


1939:

以下為夏鼐先生1939年全年日記(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完整系統分析,使用繁體中文撰寫,結構清晰、細緻,涵蓋生活、學業、田野工作、國事憂慮、內心掙扎、健康惡化與情感波動等面向。這一年日記約5–6萬字,是夏鼐留英生涯最孤獨、最艱難的一年:歐戰爆發後倫敦燈火管制、空襲陰影、經濟拮据、健康持續惡化(胃病、失眠、皮膚病)、導師離英、論文進度緩慢、返國無期,卻仍堅持串珠研究與德文自學,為研究夏鼐早期學術道路、抗戰中期留英學人心理、1939年倫敦戰時生活、埃及學串珠研究方法論等一等史料。

一、1939年日記總體特徵與結構

  1. 時間跨度與生活階段
    • 1–3月:開羅博物院常規研究(串珠原料、皮特里報告摘錄、眼狀紋珠子時代討論),健康惡化(胃病、失眠、皮膚病)、經濟壓力(公費終止,自費維持)。
    • 4–6月:論文寫作與打字(緒論+考古價值章),導師來信確認獎學金與學位豁免,德文自學進展,國內消息斷續(南寧失守)。
    • 7–9月:戰爭陰影加劇(燈火管制、防空演習、倫敦空襲預警),論文進度緩慢,健康持續不佳,孤獨感達高峰。
    • 10–12月:論文初稿完成(緒論+原料章),開羅博物院工作、回教學生圈社交,年底仍無返國確期,內心掙扎加劇。
  2. 寫作特徵
    • 每日記錄規律性下降:健康惡化與戰時壓力下,多日僅數行,讀書筆記與情緒抒發交織。
    • 情感極度沉重:自責「身在海外,不能盡職」「自惭自恨」頻現;對胃病、失眠、皮膚病極度恐懼(「此身已毀」「下半生事業依靠體格」);對國難焦慮達新高峰(「抗日戰爭是否能告一段落」「舉世烽火,瞩目興歎」)。
    • 閱讀筆記仍詳盡:每本書記頁數、評價、摘錄重點,甚至抄錄原文。
    • 時局敏感度極強:每日記錄廣播與報紙(德波戰爭、倫敦燈火管制、慕尼黑後續),極度焦慮(「戰事一觸即發」「前途極為黑暗」)。

二、求學與專業軌跡(最核心內容)

  1. 串珠研究(全年主軸)
    • 目標:完成《古代埃及串珠集成》(Corpus of Ancient Egyptian Beads),爭取Ph.D.。
    • 進度:編目至1100號以上,完成原料章(Materials used for beads,21頁)、考古價值章(Archaeological Value of Beads)、緒論初稿。
    • 方法:基本尺寸分類法(Basic Dimension)、眼狀紋珠子時代討論(第27–30王朝)、皮特里報告系統摘錄、開羅博物院藏品比對。
    • 導師:Glanville確認獎學金(Margaret Murray Prize+Douglas Murray Scholarship)與學位豁免(最後一學期以開羅工作代替),但因戰爭無法來埃及。
  2. 健康與心理危機
    • 身體:胃病全年最嚴重(多次發作、嘔吐、失眠)、皮膚病(蚊蟲叮咬、臭蟲疑慮)、傷風、疲勞。
    • 心理:孤獨、鄉愁、對妻兒愧疚(「可憐這兩個小孩,與無父孤兒無異」)、對國家命運絕望(「國難方殷,前途不知如何」)。
    • 性格:自認「書呆子」「社交手段不行」,對團體生活既羨慕又自嘲。

三、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

  1. 經濟狀況
    • 公費1938年8月終止,自費維持(節衣縮食剩308鎊)。
    • 每月生活費嚴控,購書仍超支(戰前已達100鎊以上)。
    • 聖誕節獨自過節,無派對、無禮物。
  2. 居住變遷
    • 開羅Rue Ibrahim Pasha舊居(20埃及鎊/日),後考慮回教學生宿舍但未成。
    • 多次考慮遷居,因房租、距離、房東態度。
  3. 社交圈
    • 中國同學:納子嘉、海維諒、林興智、回教學生群。
    • 埃及人:布倫頓、盧卡斯、埃默里、穆尼爾·法拉赫等。
    • 活動:吃中餐、喝咖啡、下棋、觀阿拉伯戲、逛市場。

四、對國難的極度焦慮與民族情感

  • 1939年重大事件
    • 歐戰爆發(9月1日德侵波蘭,3日英法對德宣戰)。
    • 倫敦燈火管制、防空演習、空襲預警。
    • 國內:南寧失守、廣西戰事。
  • 反應:每日讀報、聽廣播,焦慮達頂峰(「戰事一觸即發」「前途極為黑暗」);對南京政府失望;對學生救國運動同情;對日寇暴行極憤怒(「血債血償」)。

五、總結評價與史料價值

1939年是夏鼐留英最孤獨、最艱難的一年:

  • 專業:串珠研究進入關鍵階段(原料章完成、分類法確立),為後來中國考古借鏡西方串珠方法埋下種子。
  • 情感:健康惡化+戰爭陰影雙重打擊,孤獨、鄉愁、愧疚、自責達到高峰,展現28–29歲青年在異國的全部脆弱與堅韌。
  • 時代:完整折射1939年歐戰初期倫敦戰時生活、開羅中國留學生圈生態、埃及學串珠研究現場。
  • 史料價值:對研究夏鼐早期學術道路、抗戰中期留英學人心態、1939年倫敦燈火管制與空襲預警、開羅博物院工作細節,均為一等第一手資料。

一句話總結:

這是一位29歲中國青年考古學者在1939年開羅的烈日與倫敦的燈火管制中,埋首串珠編目與德文自學、治療胃病與鄉愁、為南寧失守痛哭、為歐戰爆發憤恨、最終選擇「以埃及串珠借鏡中國上古史」的「戰爭、孤獨與堅持交織的苦痛之年」。

若需針對特定月份、事件(如開羅博物院工作、串珠原料章寫作、歐戰爆發反應、德文自學、健康惡化)作更細部分析,歡迎繼續指示。


1940:

以下為夏鼐先生1940年全年日記(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完整系統分析,使用繁體中文撰寫,結構清晰、細緻,涵蓋學術進展(串珠研究、論文寫作、圖譜製作)、健康與心理狀態、戰爭陰影下的日常生活、返國決策與漫長歸途、重要人際互動(如與皮特里最後會面)等面向。這一年是夏鼐留學生涯的轉折與終章:歐戰全面爆發、意大利參戰、開羅空襲警報頻仍、埃及博物院夏季閉館、論文接近完成、終於在年底啟程返國,途經耶路撒冷(見皮特里)、巴格達、波斯灣、印度、加爾各答,歷經檢查、簽證、超重行李、火車輪船輾轉,展現一位29–30歲中國青年考古學者在戰火與孤獨中的堅韌、焦慮與鄉愁。

一、1940年日記總體特徵與結構

  1. 時間跨度與生活階段
    • 1–5月:論文寫作高峰期(緒論完成、第二章推進)、短文發表(《關於貝克漢姆岩的幾点评述》)、實地考察(貝尼哈珊、圖納哥貝、阿瑪爾納)、健康惡化(胃病、濕疹、暈厥)、歐戰急轉(德軍西進、法國投降)。
    • 6–8月:意大利參戰、開羅首次空襲、博物院夏季閉館、論文進度放緩、與布倫頓深入討論分類法、準備返國(護照、簽證、旅費)。
    • 9–10月:串珠圖譜製作(新分類、新圖譜)、國際局勢劇變(三國同盟、滇緬公路重開)、決定陸路返國、行李檢查與分箱。
    • 11–12月:最後衝刺(圖譜完成、複印)、告別開羅、漫長歸途(耶路撒冷見皮特里、巴格達、波斯灣、印度、加爾各答)、1940年除夕感傷。
  2. 寫作特徵
    • 戰時壓力下記錄更簡略,健康惡化與空襲警報頻仍導致多日僅數行。
    • 情感極沉重:對國難的絕望(「抗日戰爭何時結束」「前途變化莫測」)、對自身健康的恐懼(「此身已毀」「下半生事業依靠體格」)、對故鄉的強烈鄉愁(「往事不堪回首」「平添一絲傷感」)。
    • 學術筆記仍詳盡:每篇論文進度、與布倫頓/盧卡斯/皮特里討論重點、圖譜分類原則均有記錄。
    • 時局敏感度極高:每日記錄廣播與報紙(敦刻爾克大撤退、法國投降、意大利參戰、三國同盟、滇緬公路重開)。

二、求學與專業軌跡(最核心內容)

  1. 《古代埃及串珠》論文進展
    • 目標:完成Ph.D.論文,爭取倫敦大學學位。
    • 進度:1月完成緒論(46頁)、5月第二章寫畢、7月達123頁、10月圖譜初稿完成、11–12月新圖譜(16版)定稿並複印。
    • 關鍵貢獻:
      • 提出先按材料(7大類)分類,再作形態圖譜(仿皮特里陶器Corpus)。
      • 新分類原則(布倫頓認可「干得不錯」)、穿孔類型限制在9種技術分類。
      • 統計方法應用(受皮特里《歸納度量衡學》啟發,讀金氏統計學入門)。
    • 短文發表:《關於貝克漢姆岩的幾点评述》交《埃及古物年報》,獲盧卡斯、羅威讚許。
    • 外稿:《阿爾曼特撒哈拉串珠》納入邁爾斯《阿爾曼特墓地Ⅱ》。
  2. 實地考察與學術交流
    • 1月開羅大學考古系旅行團:貝尼哈珊中王國墓葬壁畫、圖納哥貝托勒密時期墓葬與神廟、阿瑪爾納埃赫那吞遺址(「怅望千秋一灑淚」)。
    • 與布倫頓深度討論:巴達里文化發現過程、皮特里性格與方法論爭議。
    • 最後會面:12月9日耶路撒冷見皮特里(臥病在床,仍談墓葬排序、陶器Corpus、前王朝年代序列),獲高度評價。
  3. 健康與心理危機
    • 身體:胃病全年最頻繁(多次徹夜腹痛)、濕疹、囊腫、感冒、暈厥(5月17日)、痢疾疑似。
    • 心理:孤獨感加劇(納子嘉返國後更甚)、對戰爭的絕望、對返國無期的焦慮、對家人的強烈愧疚與思念。
    • 性格:自嘲「書呆子」、堅持學術理想(戰火中仍埋首圖譜)、對導師與前輩的感激(多次致謝布倫頓、皮特里)。

三、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

  1. 經濟與居住
    • 倫敦匯款到位,勉強維持;旅費緊張(40鎊存底),多次權衡海路vs陸路。
    • 3月搬入回教學生宿舍(每月2.5–3鎊),與納子嘉、海維諒合住,節約開支但臭蟲肆虐。
  2. 社交圈
    • 中國同學:納子嘉(3月返國)、海維諒、王世明(吉達副領事)、魯瑞亭(同行者)。
    • 埃及學者:布倫頓(最重要導師)、盧卡斯、邁爾斯、恩格尔巴赫。
    • 活動:吃水餃、喝咖啡、下象棋、遊動物園、金字塔、福斯塔特。
  3. 戰爭陰影
    • 開羅首次空襲(6月22日)、頻繁警報、燈火管制、博物院珍品移藏。
    • 意大利參戰(6月10日)、利比亞進攻埃及(9月)、巴爾幹危機。
    • 返國路線反覆:最初盼海路→考慮敘利亞陸路→最終選巴勒斯坦-伊拉克-波斯灣-印度-加爾各答。

四、歸國歷程要點(11–12月)

  • 11月:完成圖譜、複印、打包、檢查、簽證(英國、伊拉克、約旦)、告別開羅。
  • 12月6日:開羅啟程→坎塔拉→耶路撒冷(見皮特里)。
  • 12月9–16日:耶路撒冷→安曼→魯特拜→巴格達(參觀巴比倫、博物館)。
  • 12月17–21日:巴格達→巴士拉→波斯灣(Varela號)。
  • 12月22–26日:卡拉奇→孟買(參觀摩亨佐達羅展品)。
  • 12月27–31日:孟買→加爾各答(中國城、膠東飯店)、除夕感傷。

五、總結評價與史料價值

1940年是夏鼐留學生涯的「戰火中的收尾之年」:

  • 學術:串珠研究達高峰(新圖譜完成、論文近300頁、短文發表、與皮特里最後會面),為其後中國考古借鏡西方形態學與統計方法奠基。
  • 情感:健康崩潰、戰爭恐懼、孤獨鄉愁達到頂點,卻在最艱難時刻堅持學術(「小子無知,敢于班門弄斧」),展現極強韌性。
  • 時代:完整記錄1940年開羅戰時生活(空襲、燈火管制、博物院閉館)、中國留埃學生群生態、近東陸路歸國艱辛。
  • 史料價值:對研究夏鼐早期學術道路、抗戰後期留學生心態、1940年近東戰局、皮特里晚年思想、埃及學串珠方法論,均為一等第一手資料。

一句話總結:

這是一位30歲中國青年考古學者在1940年開羅的空襲警報與尼羅河畔的孤獨中,埋首串珠圖譜與論文修訂、治療胃病與鄉愁、為敦刻爾克慘敗痛心、為皮特里臥病在床而感慨、最終輾轉萬里踏上歸國之路的「戰火、堅持與離別交織的終章之年」。

若需針對特定事件(如與皮特里會面、圖譜製作細節、歸國路線選擇、空襲體驗、健康惡化)作更細部分析,歡迎繼續指示。


1941:

以下為夏鼐先生1941年全年日記(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完整系統分析,使用繁體中文撰寫,結構清晰、細緻,涵蓋返國後的適應與工作轉型(從埃及串珠研究轉向四川崖墓與漢代考古)、戰時生活(空襲頻仍、物價飛漲、物資匱乏)、健康持續惡化(胃病、腳氣、感冒)、人際網絡重建(與舊友重逢、與新同事磨合)、情感波動(鄉愁、對國難的憂慮、對故鄉淪陷的憤恨與無力感)等面向。這一年是夏鼐學術生涯的重大轉折:結束長達六年半的留學生涯,正式回國投入抗戰後方考古工作,從「西方方法論的移植者」轉變為「中國本土田野考古的實踐者」。

一、1941年日記總體特徵與結構

  1. 時間跨度與生活階段
    • 1–3月:歸國初期(加爾各答→仰光→腊戍→畹町→昆明→李庄),長途跋涉、檢查簽證、戰時交通艱難、空襲陰影。
    • 4–6月:李庄適應期,參與中央博物院與史語所工作,開始四川崖墓調查(彭山豆芽房、寨子山),健康惡化、論文暫擱。
    • 7–9月:彭山崖墓發掘(No.666、501、127等墓),峨眉山旅行,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後日軍進攻香港、菲律賓)。
    • 10–12月:重返重慶等待軍用車返鄉,與舊友重逢、閒讀小說、除夕感傷,1941年以「無聊等待」結束。
  2. 寫作特徵
    • 戰時交通與生活壓力下,記錄更零散,多日僅數行,發掘日記與旅途記述交織。
    • 情感極為沉重:對故鄉淪陷的憤恨(「血債血償」「故鄉已成焦土」)、對國難的絕望(「抗戰何時結束」「前途黑暗」)、對家人的強烈思念與愧疚(「歸期不知何日,惭無以答」)。
    • 學術筆記仍詳盡:每墓出土物、登記卡片、測量方法、與吳禹銘/曾昭燏/李濟之討論均有記錄。
    • 時局敏感度極強:每日記錄報紙與傳聞(珍珠港事件、香港失守、重慶大轟炸)。

二、求學與專業軌跡(最核心內容)

  1. 從埃及串珠到四川崖墓
    • 埃及研究暫告段落:珠子卡片達440號,《古代埃及的串珠》論文擱置(擬回國後續寫)。
    • 轉向本土考古:參與彭山崖墓發掘(No.666永元十四年墓、No.501、No.127等),負責清理、登記、測繪、攝影。
    • 方法移植:應用英國/埃及田野技術(墓葬記錄卡、平面圖測量、陶器拼合、登記編號),對崖墓結構(斗拱、雙羊浮雕、石棺)、出土物(陶俑、陶屋、瓦灶、五銖錢)進行系統記錄。
    • 重要收穫:發現漢代崖墓與山東武氏祠畫像石題材相似,初步認識四川漢墓特徵(石棺浮雕、陶明器)。
  2. 工作單位與人際
    • 隸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濟之主任),與史語所考古組合作。
    • 主要同事:吳禹銘(領隊)、曾昭燏(女同事)、陳明達、王介忱、高曉梅。
    • 重要互動:與李濟之多次商討計劃、與梁思永討論圖譜編號、與馮漢驥交流崖墓知識。
  3. 健康與心理危機
    • 身體:胃病全年反覆(多次嘔吐)、腳氣、感冒、疲勞(長途跋涉與田野勞動加劇)。
    • 心理:歸國後的「失落感」(「六年海外,學成歸來,卻無用武之地」)、對戰局的焦慮、對故鄉的強烈鄉愁(「故鄉已成焦土」「血債血償」)、對未來的不確定(「歸期不知何日」)。
    • 性格:堅韌務實(戰火中仍堅持田野)、自嘲「書呆子」、對導師與前輩的感激(多次致謝李濟之、吳禹銘)。

三、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

  1. 經濟與居住
    • 薪俸250元/月,物價飛漲(重慶米價暴漲、旅費緊張)。
    • 居住:李庄寂照庵(寺廟)、彭山寨子山(臨時工棚)、重慶小龍坎(朋友家)。
  2. 社交圈
    • 舊友重逢:王栻、徐賢修、朱慶永、吳景榮、樓邦彥等。
    • 新同事:吳禹銘、曾昭燏、高曉梅、陳明達、王天木。
    • 活動:峨眉山旅行(與王栻)、重慶閒逛、圍爐談心。
  3. 戰爭陰影
    • 重慶大轟炸(1941年頻仍)、太平洋戰爭爆發(珍珠港事件後日軍南進)。
    • 交通艱難:軍用車等待、檢查站盤查、輪船延誤。
    • 返鄉受阻:原計劃軍用車返溫州,因戰局變化而擱置。

四、1941年關鍵事件時間軸

  • 1月:加爾各答→仰光→腊戍→畹町→昆明→李庄。
  • 3–6月:李庄適應、彭山崖墓試掘。
  • 7–9月:彭山正式發掘、峨眉山旅行。
  • 10–12月:重慶等待軍用車、與舊友重逢、除夕感傷。

五、總結評價與史料價值

1941年是夏鼐「從西方到中國」的轉型之年:

  • 學術:從埃及串珠形態學轉向四川崖墓田野實踐,為其後中國考古學方法論本土化埋下基礎(登記卡、測繪、陶器拼合)。
  • 情感:歸國後的適應焦慮、健康惡化、戰火中的鄉愁與無力感達到新高峰,卻在最艱難時刻堅持田野(「縱使捞得原針在,也費工夫也費心」)。
  • 時代:完整記錄1941年抗戰後方生活(重慶大轟炸、物價飛漲、軍用車艱難)、西南聯大與中研院生態、四川崖墓調查現場。
  • 史料價值:對研究夏鼐學術轉型、抗戰後期大後方知識分子心態、1941年西南交通與空襲、四川漢墓早期調查,均為一等第一手資料。

一句話總結:

這是一位30–31歲中國青年考古學者在1941年戰火中的歸國之年,從尼羅河畔的孤獨串珠研究轉向岷江邊的崖墓泥濘,忍受胃病與空襲、思念故鄉與家人、等待軍用車與未知前途,最終以「無聊等待」告別這動盪的一年。

若需針對特定事件(如彭山崖墓發掘細節、峨眉山旅行、太平洋戰爭爆發反應、與李濟之互動、健康惡化)作更細部分析,歡迎繼續指示。


1935-1941:

以下為夏鼐先生1935–1941年日記(7年跨度)的完整系統分析,使用繁體中文撰寫,結構清晰、細緻,涵蓋學術軌跡(從中國史前考古轉向埃及學串珠研究,再回歸本土漢墓田野)、戰爭與時局影響(歐戰爆發、日軍侵華、空襲陰影)、健康與心理狀態(胃病反覆、孤獨鄉愁)、人際網絡與社交(導師、同學、舊友)、情感波動(思鄉愧疚、對國難憂慮)等面向。這7年是夏鼐從24歲到31歲的青春歲月:留學英國、埃及田野、戰火歸國、抗戰後方考古,展現一位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在動盪時代的求知、堅韌與掙扎。

一、1935–1941年日記總體特徵與結構

  1. 時間跨度與生活階段
    • 1935–1936(留英初期):倫敦大學入學、埃及學基礎學習、初步田野(英國古跡)、健康惡化(胃病首發)、思鄉初現。
    • 1937–1938(埃及實踐):參與阿爾曼特、泰爾杜韋爾發掘、串珠研究起步、與導師格蘭維爾/邁爾斯互動、戰爭陰影初起(慕尼黑危機)。
    • 1939–1940(戰火中堅持):歐戰爆發、開羅博物院研究、論文寫作(緒論/分類法/圖譜)、空襲警報頻仍、返國決策(陸路波折)。
    • 1941(歸國轉型):長途歸國(印度/緬甸/昆明/李庄)、彭山崖墓發掘、與李濟之/吳禹銘合作、太平洋戰爭爆發。
  2. 寫作特徵
    • 日記逐漸從純學術記錄轉向情感抒發:早期多讀書筆記/發掘細節,後期增鄉愁/國難憂慮(「往事不堪回首」「血債血償」)。
    • 情感極沉重:對國難的焦慮(抗戰延長、日寇暴行)、對健康的恐懼(胃病徹夜嘔吐、腳氣、暈厥)、對家人的愧疚(「歸期不知何日,惭無以答」)。
    • 學術筆記詳盡:每書頁數/評價、發掘工具/出土物登記、與皮特里/李濟之討論均記錄。
    • 時局敏感:每日報導(慕尼黑、歐戰、法國投降、珍珠港事件、滇緬公路重開)。

二、求學與專業軌跡(最核心內容)

  1. 學術成長與轉型
    • 埃及學串珠研究(1935–1940):從倫敦大學入門(格蘭維爾導師),到埃及田野(阿爾曼特/泰爾杜韋爾),再到開羅博物院獨立研究。創新點:新分類法(按材料7類/穿孔9種)、圖譜製作(16版)、統計應用(受皮特里啟發)。論文《古代埃及的串珠》近300頁、短文發表(《貝克漢姆岩》)、外稿(阿爾曼特串珠)。與皮特里最後會面(1940耶路撒冷),獲讚「主意極好」。
    • 回歸本土考古(1941):參與彭山崖墓發掘(No.666永元墓等),應用西方方法(登記卡/測繪/陶器拼合),初步認識漢墓特徵(斗拱浮雕/陶明器/石棺)。與李濟之合作,奠基中國田野考古實踐。
    • 方法移植:從西方形態學/統計轉向中國漢墓調查,為夏鼐後期安陽殷墟等發掘埋下基礎。
  2. 田野與考察
    • 英國:古跡參觀(1935–1936)。
    • 埃及:阿爾曼特/泰爾杜韋爾(1937–1938)、貝尼哈珊/圖納哥貝/阿瑪爾納(1940)。
    • 中國:彭山崖墓(1941)、峨眉山/樂山大佛(1941)。
  3. 重要互動
    • 導師:格蘭維爾(倫敦)、邁爾斯(埃及)、皮特里(最後會面)、李濟之(歸國後上司)。
    • 同事:吳禹銘/曾昭燏(彭山)、梁思永/高曉梅(李庄)。
    • 舊友:王栻/徐賢修/朱慶永(重慶重逢)。

三、健康與心理危機

  • 身體:胃病貫穿7年(徹夜嘔吐/痛醒)、濕疹/囊腫/腳氣/感冒/疲勞(田野勞動加劇)。
  • 心理:孤獨鄉愁高峰(「萬里萍飄罕知己」「故鄉已成焦土」)、對國難絕望(「抗戰何時結束」「前途黑暗」)、歸國後失落(「六年學成歸來,無用武之地」)。
  • 性格:堅韌(戰火中堅持研究)、自嘲(「書呆子」)、樂觀(睹佛光「樂不可支」)。

四、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

  1. 經濟與居住
    • 留學期:公費/獎學金,戰時節約。
    • 歸國後:薪俸250元/月,物價飛漲(重慶米價暴漲、旅費300元)。
    • 居住:開羅宿舍/李庄寺廟/彭山工棚/重慶朋友家。
  2. 社交與旅行
    • 留學:回教學生圈、埃及學者。
    • 歸國:舊友重逢(王栻/徐賢修)、新同事(吳禹銘/曾昭燏)。
    • 旅行:峨眉山(睹佛光)、彭山田野、重慶等待。
  3. 戰爭陰影
    • 歐戰:開羅空襲/燈火管制。
    • 太平洋戰爭:珍珠港事件後日軍南進、香港失守。
    • 影響:交通艱難(軍用車等待/輪船延誤)、空襲頻仍(重慶大轟炸死傷千人)、故鄉淪陷(溫州陷落)。

五、總結評價與史料價值

1935–1941年是夏鼐「留學到歸國」的成長與轉型期:

  • 學術:從中國史前到埃及串珠,再回四川漢墓,移植西方方法(分類/圖譜/統計),奠基中國考古現代化。
  • 情感:戰火中的孤獨與堅持,思鄉愧疚與國難憂慮交織(「血債血償」「歸期不知何日」)。
  • 時代:折射1935–1941年全球戰局(慕尼黑/歐戰/太平洋戰爭)、中國抗戰後方生態(空襲/物資匱乏/知識分子遷徙)。
  • 史料價值:對研究夏鼐學術道路、抗戰時期大後方心態、埃及學在中國移植、四川漢墓早期調查、皮特里晚年思想,均為一等第一手資料。

一句話總結:

這是夏鼐從24歲到31歲的「戰火中的學術青春」:倫敦求知、埃及田野、開羅空襲、歸國跋涉、彭山泥濘,在動盪中移植西方方法、堅持本土實踐、忍受胃病與鄉愁、最終以重慶除夕的等待告別這7年。

夏鼐英國留學期間(1935–1939)的學術生活分析

夏鼐(1910–1985)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開創者,其英國留學經歷是其學術生涯的奠基階段。1935年,他以清華庚款公費赴英,入讀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主攻埃及學(Egyptology),至1939年歐戰爆發前,接受系統訓練。這段時期,他不僅掌握西方考古方法論,還通過課程、閱讀與田野,內化科學考古原則,為後來引介至中國奠基。從全球知識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的視角,這是20世紀知識跨文化流動的典範:夏鼐作為半殖民地中國知識分子,吸收英國帝國考古傳統(受埃及/近東影響),並在歸國後本土化應用,推動中國考古從古物學向科學田野轉型,成為「知識中介者」(knowledge broker),促進亞洲考古在全球體系中的對話與本土創新。

從new imperial history(新帝國史)角度,這段經歷需置於帝國互動框架下:舊imperial history視英國為單向輸出中心,忽略邊緣主體能動性;new imperial history強調雙向互構、殖民地知識分子的適應/抵抗。夏鼐與同期非歐洲留學生(如印度Rakhaldas Banerjee、埃及Zaki Saad、尼日利亞N.A. Fadipe)相似,皆在英國訓練後「複製」方法,但通過本土修正,挑戰帝國敘事,修正舊史的歐洲中心論。

以下分課程訓練、閱讀活動、田野考察分析,並探討方法引介與比較。

一、課程訓練:從埃及學入門到方法論內化

夏鼐的課程以UCL埃及學為核心,導師包括Walter Perceval Yetts(葉慈)和Stephen Glanville(格蘭維爾)。1935–1936年,他修讀象形文字(hieroglyphs)、古埃及歷史、藝術與語言課程,日記記錄了語言訓練(如德文/法文自學,以讀報告)和博物館實習(大英博物館埃及部)。核心課程強調Petrie的科學方法:層位學(stratigraphy)、類型學(typology)和序列年代(sequence dating)。例如,1936年他修Glanville的埃及考古課程,學習文物分類與文化序列,內化「實證主義」(empiricism)原則。

  • 訓練特點:UCL課程根植英國帝國傳統,受殖民地發掘影響(如Petrie的埃及工作),注重跨學科整合(地質/人類學)。夏鼐日記顯示,他從經濟史轉向考古,克服語言障礙,掌握工具使用(如平板儀測量)。這培養其全球視野:埃及學不僅是區域研究,還連結中西(如比較殷商/埃及墓葬)。
  • 挑戰與適應:文化衝擊(如西方社交/飲食)加劇胃病,但夏鼐主動適應,內化「科學考古」:強調記錄/統計,避免主觀敘事。

從全球知識史視角,這是知識「帝國輸出」的典型:英國作為中心,通過課程傳播方法論,夏鼐吸收後歸國應用於彭山崖墓(1941),如登記卡/測繪,促進中國考古現代化。

二、閱讀活動:廣博積累與理論建構

夏鼐閱讀量驚人,日記記錄數百本書,涵蓋埃及學、方法論、全球史前與人類學。這不僅補充課程,還為串珠研究奠基,體現主動知識建構。

  • 閱讀範圍
    • 埃及學:Petrie的《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考古方法論,1904);Lucas的《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材料科學,1934),啟發珠子分類。
    • 方法論:Wheeler的《Archaeology from the Earth》(層位學,1954,但夏鼐早讀相關);統計入門(如King的《Elements of Statistical Methods》,用於珠子分析)。
    • 全球視野:歐洲史前(如Garrod的《Upper Palaeolithic Age in Britain》);中國相關(如Andersson的西北考察),連結中西。
    • 閱讀量:1935–1939年平均50–100本,戰時仍堅持(如讀Vandier的《埃及》,拓寬文化比較)。
  • 閱讀意義:夏鼐從Petrie序列法到統計應用,創建珠子Corpus(7類材料/9種穿孔)。這是知識「流動」的典範:西方文本(如Petrie陶器圖譜)被借鑑,應用於中國漢墓陶器拼合。

從全球知識史視角,閱讀是「知識遷移」(knowledge transfer):夏鼐借英國帝國圖書館資源,內化方法,回國後修正為本土適用(如彭山登記卡,結合中國墓葬結構)。

三、田野考察經驗:從英國古跡到埃及實踐

夏鼐田野經驗強調「科學田野」,從英國到埃及/巴勒斯坦,累積實踐技能。

  • 英國田野(1936):參與Wheeler的Maiden Castle發掘,學習層位/記錄。日記詳述工具(如平板儀)、遺址測繪,強調系統清理。
  • 埃及/巴勒斯坦田野(1937–1938):Armant(邁爾斯領隊),處理珠子/陶器分類;Tell Duweir(Lachish),學習墓葬記錄/骨骼分析。日記記分工(如本地工人/學者)、出土物登記(珠子卡片)。
  • 經驗積累:重視安全(如防崩塌)、跨文化合作(埃及工人)。這些直接影響珠子研究:從Armant斷代到新分類。
  • 挑戰:高溫勞累加劇胃病;文化適應(如埃及語言)。

從全球知識史視角,這是「邊緣實踐」的帝國知識:英國託管地發掘強化夏鼐方法,歸國後應用彭山(1941),體現「逆向流動」(reverse knowledge flow)。

四、從全球知識史視角:現代考古方法引介至中國考古現場

夏鼐的留英是全球知識全球化縮影:英國作為中心輸出方法,夏鼐吸收/本土化,形成「混合體系」。

  • 引介過程:吸收英國方法(層位/類型/統計),歸國後應用彭山崖墓:登記卡記錄漢墓浮雕/陶器,修正為中國適用(如比較埃及/殷商墓葬結構)。
  • 傳播意義:推動中國考古現代化(影響李濟之/蘇秉琦),從古物收集向科學田野轉型。全球視角:連結埃及/中國物質文化,貢獻跨文化比較。

五、從New Imperial History角度:比較同期留學生與修正舊Imperial History

New imperial history修正舊imperial history的單向輸出觀,強調互構/邊緣能動性。夏鼐與同期非歐洲留學生相似,皆「複製」英國知識,但通過本土修正,挑戰帝國敘事。

  • 比較案例
    • 印度Rakhaldas Banerjee(1885–1930):英國訓練後發現Mohenjo-Daro,應用英國方法於印度考古,但修正為本土文化敘事,推動印度獨立後考古本土化(修正英國「印度古物為帝國遺產」觀)。
    • 埃及Zaki Saad(1906–1982):英國/法國訓練,返回埃及應用層位法於本土發掘(如薩卡拉),但修正為去殖民化(強調埃及主權,挑戰英國託管下的考古控制)。
    • 尼日利亞N.A. Fadipe(1893–1944):英國/美國訓練,返回非洲應用社會人類學於本土文化研究,修正為反殖民主義敘事(強調非洲能動性,非帝國附庸)。
    • 相似性與修正:皆在英國帝國框架下「複製」方法(如Petrie序列),但本土實踐中「修正」為抵抗工具(如夏鼐應用於抗戰後方,強調中國考古自主)。這修正舊imperial history的「帝國輸出=文明進步」論,凸顯邊緣主體的創造性適應。

夏鼐的留英不僅個人轉型,更是全球知識史中「帝國互構」的典範:他將英國方法本土化,推動中國考古去殖民化,修正舊帝國史的歐洲中心敘事。



作為牛津大學東方學系教授的視角:夏鼐日記的其他研究角度

作為牛津大學東方學系(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的教授,我的研究領域涵蓋20世紀中國知識史、跨文化知識交流,以及戰爭時期東亞知識分子的個人敘事。夏鼐的日記(1935–1941年)不僅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珍貴第一手史料,更是戰火中知識分子內心世界的鏡子。它記錄了從留英求知到歸國實踐的轉型,充滿個人情感、社會網絡與全球時局的交織。指令中已從全球知識史的流動/傳播、new imperial history的比較視角深入分析了夏鼐的學術生活與方法引介,我在此基礎上,提出其他值得探索的角度。這些角度不僅能豐富對夏鼐個案的理解,還能連結更廣的歷史脈絡,如後殖民研究、情感史與身體史,修正傳統帝國史的宏大敘事,轉向微觀個體經驗。以下按主題分類,提出七個新角度,每個角度包括研究動機、潛在方法與貢獻。

1. 情感史與鄉愁敘事(Emotional History and Nostalgia Narratives

夏鼐日記充滿對故鄉、家人與童年的情感表達,如「往事不堪回首」「歸期不知何日,惭無以答」,反映戰時知識分子的孤獨與愧疚。這可從情感史視角研究:如何將日記視為「情感檔案」(emotional archive),探討鄉愁如何塑造其學術動機?例如,夏鼐的埃及田野記述常與中國殷墟/圓明園遺址比較,暗示鄉愁驅動其將西方方法「回歸」本土。

  • 研究價值:修正傳統知識史的理性偏見,強調情感在知識生產中的作用。方法上,可用敘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比對夏鼐與同期留學生(如費孝通的日記),揭示抗戰知識分子的「情感現代性」(emotional modernity——如何在全球流動中平衡個人情感與國家使命。
  • 貢獻:連結東方學與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為理解20世紀亞洲知識分子提供新框架,挑戰「理性西方 vs 情感東方」的二元論。

2. 身體史與健康敘事(Body History and Health Narratives

日記反复記錄胃病、濕疹、腳氣、暈厥等健康問題(如1938Armant高溫勞累加劇胃痛),可從身體史視角探討:戰爭壓力、跨文化適應如何「銘刻」於身體?例如,夏鼐的胃病常與田野勞動/飲食不適相關,反映留學生身體作為「文化邊界」的體驗。

  • 研究價值:將日記視為「身體日誌」(body diary),分析健康如何影響學術生產(如延遲論文寫作)。方法上,可借用Foucault的「身體政治」(biopolitics),比較夏鼐與其他留英學生(如吳金鼎的健康記錄),探討帝國環境(如英國氣候/埃及沙漠)對亞洲身體的「殖民」。
  • 貢獻:擴展東方學到身體維度,修正舊帝國史忽略的「身體經驗」,揭示知識流動的生理代價,為全球健康史提供亞洲案例。

3. 戰爭與知識生產的互動(War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日記記錄歐戰爆發(1939)、開羅空襲(1940)、太平洋戰爭(1941),可從戰爭史視角研究:全球衝突如何中斷/重塑知識生產?例如,夏鼐的留英因戰爭縮短,歸國後轉向彭山崖墓,體現戰時知識的「適應性轉移」。

  • 研究價值:將日記作為「戰爭檔案」(war archive),探討空襲警報如何影響閱讀/寫作(如1940年開羅燈火管制下打字論文)。方法上,可用微觀史(microhistory)比對夏鼐與同期歐洲知識分子(如英國考古學家Wheeler的戰時日記),分析戰爭如何加速知識本土化。
  • 貢獻:連結東方學與戰爭研究,修正new imperial history的和平偏見,強調戰爭作為知識加速器(e.g., 夏鼐將英國方法應用抗戰後方)。

4. 性別與家庭角色(Gender and Family Roles

日記中對妻子/家人的思念(如1941年「歸期不知何日,惭無以答」),可從性別史視角探討:戰時男性知識分子如何平衡學術追求與家庭責任?夏鼐的「男性鄉愁」反映儒家傳統與現代留學的衝突。

  • 研究價值:分析日記如何建構「理想男性」(學者 vs 孝子/丈夫)。方法上,可用女性主義解讀(feminist reading)比對夏鼐與曾昭燏(同期留英女性),探討性別如何影響知識實踐(夏偏男性孤獨敘事,曾偏職業挑戰)。
  • 貢獻:豐富東方學的性別維度,修正舊帝國史忽略的家庭動態,揭示知識流動的「情感成本」。

5. 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Material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日記詳記飲食、閱讀、旅行(如1936年英國古跡遊覽),可從物質文化視角研究:日常生活如何中介知識習得?例如,夏鼐的英國飲食適應與胃病,反映跨文化身體經驗。

  • 研究價值:將日記視為「物質日誌」(material diary),分析物件(如書籍/工具)在知識流動中的角色。方法上,可用人類學物誌(object biography)比對夏鼐與其他留英學生(如費孝通的LSE日記),探討物質如何塑造學術身份。
  • 貢獻:連結東方學與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修正全球知識史的抽象偏見,強調日常實踐在方法引介中的作用。

6. 人際網絡與知識社群(Social Networks and Knowledge Communities

日記記錄與格蘭維爾/皮特里/李濟之互動,可從網絡分析視角研究:跨國人際如何促進知識傳播?例如,夏鼐的UCL圈子連結英國/埃及/中國。

  • 研究價值:繪製「知識網絡圖」(network mapping),探討導師/同學如何影響方法引介。方法上,可用社會網絡分析(SNA)比對夏鼐與費孝通(LSE圈子),分析戰時網絡的韌性。
  • 貢獻:擴展東方學到網絡維度,修正new imperial history的個體偏見,強調社群在全球知識流動中的中介作用。

7. 後殖民視角與文化抵抗(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日記中夏鼐對英國/埃及文化的反思(如1938年埃及殖民遺跡),可從後殖民視角研究:留學生如何抵抗帝國知識霸權?例如,夏鼐將英國方法用於中國考古,隱含「反帝國」意涵。

  • 研究價值:分析日記作為「抵抗敘事」(resistance narrative),探討如何修正西方「中國無古史」論。方法上,可用Said的東方主義批判比對夏鼐與印度留英學者(如Rakhaldas Banerjee),揭示亞洲知識分子的「混合身份」(hybridity)。
  • 貢獻:強化東方學的後殖民轉向,修正全球知識史的西方中心,強調邊緣主體的能動抵抗。

總結:日記的多維研究潛力

作為牛津東方學教授,我視夏鼐日記為一塊「多面寶石」:它不僅記錄個人學術軌跡,還映照戰爭、情感、身體與文化的交織。上述角度能超越指令中的全球知識史與new imperial history,轉向微觀/人文維度,連結歷史學與人類學、情感史等跨學科領域。未來研究可整合日記與檔案(如UCL記錄/李濟信件),或用數字人文工具(如情感分析軟件)量化鄉愁模式。這不僅深化夏鼐個案,還貢獻20世紀亞洲知識史的全球對話。

Tuesday, 23 December 2025

Report of the Preparatory School and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Hong Kong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for the Year of 1849-1850

 

Report of the Preparatory School and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Hong Kong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for the Year of 1849 (Victoria: Printed at Noronha's Office, 1850).

To the Director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Gentlemen,

In presenting to you, for the first time, a formal Report of the School and the Seminary, which you have put under my care, - distinct from the report of our general Missionary operations at this Station, - I beg to preface it with some remarks upon the objec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nd the plans by which it is endeavoured to secure its accomplishment.

The great purpose for which we labour in them both is to train up a native Ministry for China. All admit that the Evangelists of China - the men who shall go to and fro throughout the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and turning upside down the world of superstition and idolatry - must come among the Chinese themselves. Foreign Missionaries may lay here and there a stone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building of God," but they who shall connect their labours, and carry them on, and continue them, so as to embrace the wide extent of the ground, and thereafter raise up the superstructure, till the top-stone shall be brought forth with shoutings of Grace unto it, will be natives whom Christ shall call to bear His name among their countrymen. [p. 3]

Impressed with the truth and importance of this view, we consider it a part of our duty to carry on these Educational labours, to prepare the materials for an efficient native agency. We know that the preacher of the Gospel ought to be "a man full of faith and of the Holy Ghost." In order to his equipment for his work htere is necessary a preparation of the heart, which can come from God only; but with the spiritual fitness there should be associated a general and mental capability, which we can do much to obtain. Doubtless God will raise up, to share in the conversion of China, instruments who will go forth to perform their part without any counsel with foreigners, and others who will come before Missionary Societies completely furnished at once, and evidently called by God, to be His messengers. To such men we shall cordially bid Godspeed, and do what we can to help them in discharging their calling. But while we rejoice in this confidence, we recognize it as a duty incumbent on us, and by no means militating against the faith that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that other hope, to commit the things which we have learned to faithful men, who shall be able to teach others also.

The design of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therefore, is to educate Chinese Christian young men, to fit them to be preachers of the Gospel. It is our desire to send forth such men as no Religious College in England or America would be ashamed of, - men in whose moral character and intellectual competency Christians of all nations may repose the fullest confidence, and whom we may expect, as they wield the spiritual weapons of our holy warfare, to be made mighty to pull down the strong holds of Satan. [p. 4]

But now, allow me to call your attention to a peculiarity in our proceedings. When it was resolved in 1843 to erect in this Island a building for such a Seminary, there were no young men, converts to the Christian faith, who could be received into it. Yet it was desirable that a provision should be made, at the very commencement of our Missionary operations in China, to train up for the Ministry such converts as might be given to us, and who should possess, in addition to their piety, talents fitting them for public usefulness. The building was therefore commenced in 1845, as soon as an eligible site had been secured, and the necessary preliminary arrangements taken. The foundation of it was thus laid in faith.

Before the erection of the Seminary was commenced, the labours of the preparatory School had begun. Its name was given to it, to indicate its design, as an Institution introductory to the Seminary. As it was believed that in every one department of our labours, we should be honoured to make converts to Christianity who would become Theological Students, we could not doubt that Schools would furnish a large proportion of such individuals. Plans were laid accordingly for having a preparatory School at every Station, which we should occupy, and that in Hongkong came into operation in the end of 1843. The nucleus of pupils at that time consisted of only three boys, whom I had brought on with me from Malacca, and to their number additions were gradually made, as our means of accommodation were enlarged.

At the beginning of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boys amounted to Twenty-four, who were divided into four classes. In the month of March, seven boys were admitted [p.5] who had been for different periods pupils in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School, whose action was then suspended, and not long after another pupil of the same Inssitution was received. In the month of July, a boy was admitted from Malacca, a nephew of the Student Le Kin-lin. During the last two months we have taken in seven adiditional boys, to carry out the plans proposed to you in March, to increase, namel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Pupils to fifty. Our number therefor the pupils at the close of the year was Forty-three, and we propose immediately after the Chinese New Year, which occurs next month to take in six or eight more.

These boys are taken into the Institution, on an agreement with their parents, that they shall remain here for eight years, only it is provided for, that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School - acting of course in committee with the other Missionaries at the Station, - may dismiss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year any pupil, concerning whom it cannot be hoped that he will make such proficiency in the knowledge of English, as to be really of service to him in after life. The boys must have attended a Chinese School for at least three years before we receive them, and their parents must supply them sufficiently with clothes. These two regulations, however, we were not able to enforce, at the commencement of our labours, and consequently there are now several boys to whom the Institution furnishes not only board and teaching, but also clothes.

Instruction is given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For the Chinese branch of Education two competent Teachers are engaged, who are under the superintendence [p. 6]




Report of the Preparatory School and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Hongkong,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for the Year 1850 (Hong Kong: Printed at the "Hong Kong Register" Office, 1851).

Who was 朱瑞生 Chu A-luk?

Part of the draft below was compiled from email communications with an Australian scholar in 2015:


http://www.cv.vic.gov.au/stories/language-a-key-to-survival/13440/zhu-english-through-the-vernaculars-of-the-canton-and-shiuhing-prefectures-c1857-c1862/

http://www.cv.vic.gov.au/stories/language-a-key-to-survival/13443/zhu-english-through-the-vernaculars-of-the-canton-and-shiuhing-prefectures-c1862/

廣肇英語 (English through the Vernaculars of the Canton and Shuihing Prefectures, Guang-zhao yingyu), unknown publisher, 228 pages, c1862.

朱瑞生's (Zhu Rui-sheng) phrasebook very interesting. It instantly reminded me of 華英通語 Chinese-English Phrasebook (1855) and Fukuzawa Kukichi's revision (1860) (http://project.lib.keio.ac.jp/dg_kul/fukuzawa_search.php).
Zhu was a student of James Legge and a graduate of Anglo-Chinese College (second class at the end of 1850, registered as 朱亞祿 Chü A-luk) and in 1855 was sent to Australia to spread the gospel among the Chinese (the preface mentioned God).
I think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im in the archives and reports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Hong Kong.
The Chinese font types look very familiar with LMS's ones. Meanwhile not too long before the Australian voyage, James Legge sent five students to California to carry out the same mission in 1853. 華英通語 Chinese-English Phrasebook (1855) may be connected with them.
his name was also mentioned in Wang Tao's diary that he taught someone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Hong Kong.

Zhou Zhenhe of Fudan links Zhu's phrasebook with various phrasebooks and dictionaries published in Canton, California, New York, Hong Kong, and Shanghai from 1840 to 1870s. It makes very good sense to me about Chinese diaspora and English learning. Zhu's phrasebook fills in the gap perfectly.

I did a bit more research on Zhu. Interestingly both sides, dictionary/cultural exchange study and missionary study, are not good friends yet. He is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missionary scholarship but it seems no mention about his phrasebook at all, not even Ian Welch, whom I guess you know.

Zhu left Victoria mission in March 1858 and continued to serve LMS in Hong Kong and later Hankou in 1860s. It makes much sense that he published the phrasebook in 1862, the same year his senior graduate in Anglo-Chinese College Tong King-sing (two years senior than Zhu only. I guess they must have known each other in school, not close definitely) published his 英語集全 (unlike Zhou, no God in his preface).




As far as I know or guess, Zhu Ruisheng may be a son of Zhu Qing 朱清 (or Choo Tsing, 1790-?, baptized by Robert Morrison in 1832) or Zhu Tak-leung 朱德郎 (or Choo Tih-lang, baptized Medhurst in England in 1838). In his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Carl T. Smith mentioned both of them.

I recall you know Zhu Qing already. The most detailed description about his life and baptism is in Su Ching's Open up, China!: studies on Robert Morrison and his circle (in Chinese), pp. 261-8. 

Zhu Tak-leung was well known in his time and mentioned in Alexander Wylie's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 40). A painting of Medhurst and him was used as the frontspiece of Medhurst's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included in Brian Harrison's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and as the cover of Ulrike Hillemann’s 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

However, I am not so sure either of them was Zhu Ruisheng's father given "his father is the senior member of the Church in Hong-Kong" I think the materials you found in the LMS collection might have something related to this as you said.

John Corbin, Ever Working, Never Resting; a Memoir of J Legg Poor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74), pp. 
https://play.google.com/store/books/details/Ever_working_never_resting_a_memoir_of_J_Legg_Poor?id=vp0HAAAAQAAJ&hl=am
1855

"A few weeks ago I received from Hong-Kong, through the wise liberality of my former Flock in Salford, chiefly from the young, 2000 copies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Chinese. I was very glad to get them; but here arose a difficulty. The Chinese landed at Melbourne, and passed into the interior after two or three days spent in equipping themselves for their journey and toil. At such a time they are not likely to give heed to moral teaching. If the New Testament were given to them, ignorant of its value, they would not burden themselves with it on the long and trying journey before them; besides which, if they were disposed to receive it, I could not act the colporteur. The books, therefore, remained on hand. Mrs. Poore, eager for the good of these poor wanderers, urged me to do something, and thought I was unrighteously withholding the precious gift. I had at a venture sent off one box, containing two hundred Testaments, to Castlemaine, and was anxiously pondering - what next? when lo! in the shipping intelligence was a paragraph that two Chinese evangelists had arrived from Hong-Kong, bringing introductory letter to me. This was startling. In due time I found them, and to my great delight the letters were from Dr. Legge, informing me that they had been under his care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were of undoubted piety and considerable literary attainments. One of them, Ho-a-Low, is twenty years of age, and (p. 206) has especially a scholarly knowledge of his own language, able to translate Chinese into English, and vice versa, with ease, as also to speak readily in English: both have, indeed, this latter gift. The uncle of Ho-a-Low is chief Chinese preacher in Hong-Kong. Chu-a-Luk is twenty-three: his father is the senior member of the Church in Hong-Kong, he nad his companion being members also. Dr. Legge had encouraged them to come to Victoria, because, owing to the insurrection, free evangelical labour is greatly restricted, and in the hope that they would find employment here as interpreters, or even be engaged as evangelists to their countrymen. This was the great desire of his heart." (p. 207)

From William Young to the Rev. J. L. Poore, Secretary to the Committee for Promoting the Evangelisation of the Chinese, Melbourne
"...the first attempt at opening public Christian worship in Chinese. Having ascertained the willingness of the people to attend, the first thing to consider was the getting a suitable place in which to assemble. Of the few places that could be used for such a purpose, none appeared so eligible as the Mechanics' Institute. Upon application by Rev. Mr. Wells, the committee of that Institute, in a prompt and generous manner, allowed the free use of the building for the convening of the Chinese for the above-mentioned object. On the fifteenth of last month, our first Sabbath in Castlemaine, at nine o'clock a.m., Ho-a-Low, who was to conduct the religious (p. 213) exercises of the forenoon, was stationed at the Mechanics' Institute, to invite the Chinese, who might be passing at the time, to attend; while Chu-a-Luk and myself assisted by Wat-a-Che, went to the tents of the Chinese diggers, to persuade them to come to Divine service. Between forty and forty-five attended; ten others came late. The exercises commenced by singing a hymn; a chapter from the New Testament was read, and a prayer was offered; next followed a colloquial explanation of part of the chapter read; then a second hymn was sung, and we closed with a short prayer. The people listened with attention, and manifested the greatest decorum the whole time. At the close they were told there would be a similar service at three p.m., and their attendance was solicited. They went away pleased, and promised to come again in the afternoon. At the appointed time we went, as in the morning, to their tents, and piloted a goodly number to the place of worship. Chu-a-Luk conducted service; the order was the same as in the morning, and the number of hearers nearly the same. (p. 214) 

...

No opposition has as yet been shown them by their countrymen. Chu-a-Luk, in particular, has such a number of relatives and acquaintances at these diggings, as to make his work peculiarly smooth and pleasant. They seem to hail his coming among them with delight, and it requires little persuasion on his part to induce them to attend our Sabbath engagements. (p. 215)

1856
"At the end of June, Mr. Poore was busy preparing for the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Mission. The experiment had now been tried for a year. The results were satisfactory, and the friends of the mission were hopeful. The bishop, Dr. Perry, was away from the colony when the mission was established; but he had (p. 228) now returned, and gave to it his countenance and advocacy. Mr. Poore, having an engagement at Castlemaine, had taken occasion to go to the scene of the evangelists' labours, that he might see, hear, and judge for himself. It was on a Sunday afternoon that he went to the Chinese service. He found Chu-a-Luk conducting the service, and 130 Chinese present. He could only describe it as "a wonderfully blessed spectacle." (p. 229) 

智環啓蒙 1856年第3號 砵非力金山地志 Hongkong to Port Philip - notes on the voyage and observatins at the gold diggings (communicated from Melbourne by a Chinese)

Thursday, 30 October 2025

The China Punch (1967-

 

The China Punch, vol. 2, no. 2 (Dec. 1872).





The China Punch, vol. 2, no. 3 (Jan. 1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