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文書坊

新文化能夠在香港滋長，書店是主要的功臣。

在過去一段長時期中，荷李活道曾經被稱為香港的文區：因為那一帶都是報館、印刷所、學校、書店最集中的地方。尤其多的是書店。但那些書店幾乎全是出售中英文（頁4）課本和文房用品的，至也只是兼售一些通俗小說，或是木魚之類的東西。因此書店雖然不少，對方文化的宣揚却不能發揮什麼大作用。

在那種文化窒息的狀態下，在四十年前的香港書店之中，最先透出一點新的氣息的，是一家「萃文書坊」。

這家「萃文書坊」開設在荷李活道的首段地區；規模不大，只是一間普通的舖位。我所以特別提起它，是因為這家書店除了基本上發售學校課本和文房用品以外，同時兼售新文化書籍和屬於思想性的雜誌刊物，成為香港最先也是唯一向本地讀者介紹新文化的書店。

有趣的是，這家有新文化氣息的書店，它的面目却半點沒有新的色彩。從它的名號不叫「書店」而稱「書坊」這一點，可以想像到它的古老程度。它的門面儀表和內部的陳設，都是在它的同行中最不講究的一家。

不過它却有著不尋常之處。主持這家書店的是兩父子；因為店子小，根本用不上夥計。老闆（父親）是個年老的基督教徒。他平日總是穿著過時的洋服，襯衣外面照例加一件背心，結著陳舊的領帶，配合了斑白的頭髮和上唇一撮不加修飾的鬍子，上去就像一個落泊紳士的模樣。這老人家有著飽歷風霜的一種憤世嫉俗的態度和孤僻的性情。（頁5）他對當時中國政治上爭權奪利的「時局」極表不滿，碰上熟悉的顧客買書而又有所感觸時，常常會咕嚕幾句牢騷話。聽說這老闆原來是「同盟會」老同志，（他的書店裏掛有一幅孫中山像）早年參加過革命工作，可能還當過「民國官」。後來大概對現實感到「幻滅」，因而退出那個「圈子」做生意。而他選擇了開書店這個行業，也未必沒有消極中的積極意義。

也許因為這老闆的本質和一般書商有所不同，所以連他的書店也帶有革命性。他大膽地經售著各種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書籍雜誌。你要買到當時最流行的新文學組織（如創造社、太陽社，拓荒社之類）的出版物，只有到「萃文書坊」去；就是一切具有濃厚思想性而其他書店不肯代售的刊物，它也在半公開地銷售；只要熟悉的顧客悄悄的問一聲什麼刊物第幾期到了沒有，老闆就會親自從一個地方拿出來。還有難得的一點是，那時候新文化書籍和思想性刊物的，在他可說是獨市生意，可是他並不以奇貨自居，價錢仍舊照當時的「大洋」仲算港幣，甚至那些半公開出售的東西，也不額外取償。

「萃文書坊」後來由老闆的兒子主持。到了戰爭結束後，書店關門了。

如困香港的書店對於香港早期新文化發生過推動作用的話，「萃文書坊」是值得記憶的一家。（頁6）

一九六六年七月

侶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萃文書坊〉，載氏著：《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1985，頁4-6。